一條狗死了，一個人沒了，一個家毀了。

山西長治這起“摔狗反殺”命案，表面看是鄰里沖突失控，實則是一場權力傲慢撞上生存本能的慘烈對決。而點燃這場火藥桶的，正是那個口出狂言、手握“政協委員”頭銜的女人趙某暉。

狗咬人在先，申家主動上門說明、報警求助，態(tài)度不可謂不克制。

可趙某暉呢？面對民警調解，她不屑一顧：“你們派出所能給我要個錢？我晚上自己處理！”

轉頭就帶著親戚砸窗踹門，磚頭如雨，鐵鍬猛掄，硬生生把一場民事糾紛演變成武裝突襲。這不是“討說法”，是仗勢欺人；不是“護狗心切”，是官威膨脹后的暴力宣泄。

更令人寒心的是，她的身份，區(qū)政協委員。

按理說，政協委員本該是民意代表、社區(qū)橋梁，可她卻把這層身份當成免罪金牌：不接民警電話，推給社區(qū)主任；不走法律程序，偏要“自己解決”；甚至在警方已預警“可能有人鬧事”的情況下，仍帶頭闖入民宅、打砸財物。

這種對公權力的蔑視，恰恰暴露了某些基層“頭銜人士”的真實嘴臉：不是服務群眾，而是凌駕于規(guī)則之上。

試想，若趙某暉只是普通村民，敢不敢半夜帶人砸鄰居家？恐怕連門都不敢敲。

可一旦披上“委員”外衣，便以為自己高人一等，連法律都得繞道走。殊不知，真正的體面，從來不是靠頭銜撐起來的，而是在沖突面前能否守住底線、尊重他人安全。

而申紅良一家呢？聽從警方建議鎖好大門，躲在廚房不敢出門，面對磚石砸窗、破門而入，才在混亂中摸到一把剔骨刀自保。

這不是“故意傷害”，這是被逼到墻角的絕地反擊。若當時他選擇跪地求饒，后果不堪設想。畢竟，對方連玻璃都敢砸，還有什么不敢做？

公眾之所以普遍同情申家，不是鼓吹暴力，而是厭惡恃強凌弱。

昆山龍哥案，之所以成為正當防衛(wèi)標桿，正因為法律最終站在了被欺壓者一邊。今天，我們同樣期待司法能看清本質：私闖民宅+暴力攻擊在先，持械反抗在后，何來“過當”？

趙某暉如今因非法侵入住宅被刑拘，政協委員資格也將不保?？蛇@點代價，比起丈夫喪命、家庭破碎，實在太輕。

真正該追問的是：這樣一個戾氣沖天、目無法紀的人，是如何通過層層審核成為政協委員的？她的日常言行是否早已埋下禍根？當地組織部門是否只看“經濟貢獻”，卻忽視品德考察？

這起悲劇給全社會敲響警鐘：權力一旦脫離監(jiān)督，就會變成暴力的幫兇；頭銜一旦淪為炫耀資本，就會腐蝕基本人性。

法律不該只算“誰動了刀”，更要問“誰逼人動刀”。希望法庭最終能走出卷宗，走進那個被砸得千瘡百孔的院子，站在申紅良的位置問一句：如果換作是你，那一刻，除了拿起刀，還能做什么？

若連自衛(wèi)都要被定罪，那家，還算不算最后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