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民

申6171號裁定書的“顛覆性錯誤”：司法公正不容程序與實體的雙重失守

司法裁判的生命力在于程序正當與實體公正的雙重保障。近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鄂民申6171號民事裁定書，因核心事實認定錯誤、采信非法證據(jù)、縱容原審程序違法等問題，引發(fā)廣泛質疑。該裁定不僅未能糾正下級法院的明顯謬誤，反而以“私人鑒定”“外部干預”等違背司法規(guī)律的操作為基底，形成對司法權威的自我消解，堪稱“顛覆性錯誤”的典型樣本。本文將從證據(jù)合法性、程序正當性、實體認定偏差三方面展開批判，揭示該裁定背后的司法困境。

一、核心證據(jù)非法：以“私人鑒定”替代法定程序，動搖裁判根基

民事裁判的核心是“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本案中，湖北省高院將一份被武漢市司法局明確認定為“非法”的私人醫(yī)學司法鑒定作為定案基礎，直接導致裁定書的實體結論喪失合法性根基。

根據(jù)公開信息，案涉關鍵證據(jù)系“尹晶教授出具的私人醫(yī)學司法鑒定”。其一，該鑒定主體資格存疑：司法鑒定需由具備法定資質的機構及人員實施，《司法鑒定程序通則》明確規(guī)定，“司法鑒定機構應當統(tǒng)一受理辦案機關的司法鑒定委托”，而尹晶教授以個人名義出具的鑒定既無機構背書，亦未通過司法行政機關登記備案，本質上屬于“私人意見”，不具備法律效力。其二，該鑒定已被行政機關否定：武漢市司法局司法鑒定中心已將其列為“非法”，意味著其內容不具備證據(jù)資格。然而，湖北省高院卻繞過行政機關的專業(yè)認定，將其作為推翻武漢中院終審判決的依據(jù)，實質是以非法定證據(jù)替代法定程序，構成對《民事訴訟法》第66條（證據(jù)合法性要求）的公然違反。

更值得警惕的是，該“私人鑒定”的形成路徑暗藏利益關聯(lián)。據(jù)當事人反映，眾誠汽車保險湖北分公司曾通過“找熟人到醫(yī)院開鑒定”的方式試圖逃避理賠，此類“關系鑒定”“利益鑒定”本應是司法審查的重點排查對象。湖北省高院不僅未對該鑒定的合法性、關聯(lián)性進行實質性審查，反而將其奉為核心證據(jù)，客觀上為“私人鑒定干預司法”打開了缺口，嚴重損害司法裁判的客觀性與公信力。

二、原審程序違法：從舉證剝奪到筆錄篡改，司法流程淪為“走過場”

湖北省高院若要維持原審結論，至少應確保下級法院的審理程序符合法定要求。但本案中，武昌區(qū)法院與武漢中院的審理過程卻充斥著程序違法，高院對此不僅未予糾正，反將其錯誤結論“合法化”，形成“程序違法—錯誤裁判—裁定維持”的惡性循環(huán)。

其一，舉證權利被系統(tǒng)性剝奪。根據(jù)《民事訴訟法》第67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jù)”，且人民法院應當保障當事人的舉證權利。但本案中，武昌法院以“不給原告調取任何證據(jù)的權利”“沒有質證的權利”為由，變相架空當事人的舉證權；武漢中院雖形式上維持原判，卻在“細節(jié)上全盤否定武昌法院判決”，暴露出原審對關鍵事實（如康強左手傷情是否擴大、藝術財產(chǎn)損失是否合理）的認定缺乏證據(jù)支撐。高院對此視而不見，反而認可原審“事實清楚”，實質是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漠視。

其二，庭審筆錄篡改與司法權威損耗。當事人反映，武漢中院庭審筆錄存在多處矛盾：如對“夏軍、張茗茗教授是否開處方”的陳述前后不一（原審稱“不開處方”，后查明湖北省衛(wèi)健委已發(fā)通報確認其開處方）；對“調解期限”的表述隨意（要求“七日提交調解書，否則視為放棄”，最終卻以判決書結案）。庭審筆錄作為還原審理過程的核心材料，其真實性直接關系裁判的可追溯性。原審隨意篡改筆錄，高院卻未予核查，導致司法過程的“可監(jiān)督性”徹底失效。

其三，關鍵證據(jù)質證程序缺失。武昌法院對病歷資料的質證僅選取“九月、十月原件”，且未完整返還兩年期病歷，以“法庭調查取代醫(yī)學鑒定”，實質是通過選擇性舉證誤導事實認定。武漢中院對此未予糾正，高院亦未要求補充質證，最終將“藝術財產(chǎn)損失費”污名化為“多要賠償”，完全無視當事人實際損失的客觀性。

三、外部干預陰影：從醫(yī)院黨委到行政機關，“法外因素”滲透司法

本案的另一重危機在于，司法裁判被疑似“外部勢力”干擾，導致法律問題異化為“關系博弈”。

一方面，醫(yī)療機構與行政機關的不當聯(lián)動。武漢大學人民醫(yī)院黨委被指“不承認鑒定非法”“拒絕賠禮道歉”，甚至與武昌區(qū)衛(wèi)健委醫(yī)政科共同“主張康強多要賠償”，且在承諾舉證后“庭審放鴿子”。這種“醫(yī)患糾紛—行政干預—司法偏袒”的鏈條，暴露出醫(yī)療領域與司法機關之間可能存在不當利益聯(lián)結。更諷刺的是，武漢中院李斌成法官雖“細節(jié)上否定武昌判決”，卻“宏觀上維持原判”，被認為是“頂不住壓力妥協(xié)”的結果，進一步坐實外部干預的猜想。

另一方面，信訪與司法救濟渠道的雙重阻塞。當事人多次向有關部門信訪，卻未獲有效回復；武漢中院延遲送達終審判決書4個月，高院未延長舉證期限，變相壓縮當事人的救濟時間。當司法程序的時效性與透明度被犧牲，當事人對“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信任將徹底崩塌。

結語：司法裁定的“顛覆性錯誤”，本質是對法治的背叛

（2025）鄂民申6171號民事裁定書的問題，絕非簡單的“筆誤”或“疏漏”，而是從證據(jù)采信到程序審查的全方位失守。它既縱容了非法鑒定進入司法程序，又默許了下級法院的程序違法；既未回應當事人對事實認定的合理質疑，更暴露了外部干預對司法獨立的侵蝕。這樣的裁定若得以維持，不僅是對個案當事人權益的侵害，更是對“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目標的消解。

司法公正容不得“差不多”“過得去”。湖北省高院有必要重新審視該裁定，依法啟動再審程序，糾正對非法證據(jù)的采信，徹查原審程序違法問題，并對背后的外部干預線索展開調查。唯有如此，才能修復司法公信力，讓裁定書真正成為“維護公平正義的宣言”，而非“程序失范的遮羞布”。

（注：本文基于當事人公開反映的事實撰寫，旨在探討司法裁判的合法性與程序正當性，不代表對具體個人或機構的最終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