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或許有一定的“風向標”作用，但是對打工人實際薪酬增長的直接影響微乎其微。

撰文丨關不羽

打工人最想聽的好消息，莫過于“漲工資”。

今年以來，國家文件頻繁提及“漲工資”、“增加收入”，各省市也紛紛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網(wǎng)上給出了各省的數(shù)據(jù)：

那么，提高最低工資能讓打工人的日子更寬裕嗎？這個問題可能比想象的要復雜。

01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標準，能否給打工人“漲工資”，是入門級的經(jīng)濟學應用。各門各派的基本結論都差不多：直接作用有限。

如果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低于市場真實水平，并不會推動實際工資上漲。這很容易理解，無需多做解釋。

當法定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市場真實水平時，“漲工資”就有盼頭了。“法定”意味著強制，只要嚴格執(zhí)行，企業(yè)就必須遵守。然而，這樣的“強制漲工資”并非沒有代價。代價就是“降本增效”。

“有形之手”能強制企業(yè)漲工資，卻不能強制增加企業(yè)利潤。工資標準的“人頭費”增加了，企業(yè)就會減“人頭”，減少招聘、增加裁員，此乃“降本”。“增效”則是用足“人頭”，增加在崗員工的工作量。

也就是說，結果是在職者的名義收入提高了，但是收入的“性價比”下降了。求職者則要付出就業(yè)崗位機會成本上漲，失業(yè)期延長、求職門檻提高，等等。如果“降本增效”還不能讓企業(yè)盈利，那么企業(yè)就會“跑路”、關門。

“有形之手”也不能強制企業(yè)經(jīng)營。2004年推行最低工資制時，就因標準過高，很多企業(yè)難以承受，選擇了退出市場。

顯然，用提高法定最低收入的方式強制漲工資，即便能夠做到，結果也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因此，這次各省市提高最低工資是很謹慎的。中西部地區(qū)的增加幅度相對較大，是因為多年沒調整的“補課”因素。東部地區(qū)的調整幅度更小，則是因為此前都是“小步快跑”，上調的空間有限。

盡管各省的調準幅度存在地區(qū)差異，但是最終的結果都是偏低，低于市場真實水平。

而且，“紙面作業(yè)”給出的最低工資標準和市場實際工資水平相差甚遠，連市場參考價值都沒有。比如，2024年各省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限在8.5萬元以上，下限為3萬元左右，相差2.8倍。

而最新的最低工資標準的下限青海省為每月1880元，最高的是上海市為2690元，相差1.43倍。上海和青海的收入差距就這么點嗎？上海企業(yè)開價每月2690元，能招到正式員工嗎？

當然，也不能說這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一定是“無用功”。有經(jīng)濟學理論認為，即便法定最低工資的標準低于市場實際水平，提高標準還是會產(chǎn)生“燈塔效應”的心理作用。提升大眾的漲薪預期，總歸會對消費有一定的促進。這一理論的有效性，有待現(xiàn)實的檢驗。至少目前看來，預期有限，效果并不明顯。

其實，對消費意愿影響最大、最直接的，并不是法定最低工資標準的“紙面標準”，而是可支配收入。落袋為安的收入才是消費的底氣。如何提高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工資收入的“可支配”部分偏低，才是中國打工人薪資體系的癥結所在。

02

名義上，中國打工人的收入并不算低。國際勞工組織（ILO）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的勞動者報酬GDP占比為52%，處于全球平均水平。僅比日本低2%，與歐盟的57.2%、美國的56.2%也沒有斷崖式的差距。

但是，可支配收入是另一回事了。2024年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1萬美元，占人均GDP的59.6%。而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13萬元，僅占人均GDP的43.2%。差距高達16.4%。

美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高于勞動報酬在GDP的占比，是因為還有占比頗高的投資性收入。2023年數(shù)據(jù)顯示，62%的美國家庭持有股票，美國家庭財富中約41.6%的金融資產(chǎn)與股市掛鉤。

而中國家庭財產(chǎn)的結構是房產(chǎn)為主，占比約70%，其次是存款。房產(chǎn)更多地對應了債務支出，而不是收入。存款的利息……不提也罷。

美國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除了工資，還有投資收益。而中國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工資。此消彼長，就差了一截。

中國打工人沒有投資收益的“偏財”也就罷了，名義收入的勞動報酬和實際的可支配收入還差了一大截。前者占GDP的比重為52%，后者僅為43.2，相差近10%。這消失的“10%”去了哪兒？去了社保。

社保繳納金額年年漲，雷打不動。社保繳納基數(shù)不是按照最低工資標準計算的，也不是按照實際收入增長計算的，而是按照當?shù)厣弦荒耆司べY計算的。以深圳為例，2024年社保繳費基數(shù)下限為每月4492元，2025年調整為每月4775元，漲了283元。

這個算法很有意思。由于社保繳費基數(shù)雷打不動每年上漲，所以全口徑的勞動報酬也是每年都漲，保證了勞動報酬在GDP中的占比數(shù)據(jù)。但是，勞動報酬的名義收入上漲，大頭甚至全部進了社保繳費，可支配收入原地踏步，甚至下降。

這也造成了企業(yè)和員工“兩頭怨”，企業(yè)的人力成本年年漲，企業(yè)賺不賺錢都要漲。員工看自家的工資單，如看發(fā)際線，看自己老板的心情能好到哪兒去？

企業(yè)人力成本剛性上漲，錢是出了。但是員工拿不到，能不怨嗎？那么企業(yè)社保繳費的剛性支出去了哪兒？

每年退休金上漲，就是從這塊社保增來的。2025年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yǎng)老金的漲幅為2%，現(xiàn)在的養(yǎng)老金是全國統(tǒng)籌、即收即支的。這個2%的漲幅，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在職員工的社保金給退休人員加工資。

也就是說，企業(yè)增加的人力成本，并沒有用于激勵在職員工，而是拿去“激勵”退休老人。這是激勵打工人的勞動積極性，還是激勵打工人早日退休呢？

與養(yǎng)老金每年2%以上的穩(wěn)定增長相比，最低工資標準年均不到1%的不穩(wěn)定增長，多少顯得有些荒謬而苦澀。再看勞動報酬和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占比10%的落差，心情很難美好。

03

綜上所述，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或許有一定的“風向標”作用，但是對打工人實際薪酬增長的直接影響微乎其微。中國勞動者的收入“體感”不佳，問題出在了收入結構，和最低工資標準真的沒啥關系。

名義收入的勞動報酬因社保繳費基數(shù)的剛性增加每年都在漲，同樣水漲船高的還有企業(yè)的人力成本。然而，這種名義收入的剛性上漲，并沒有增加可支配收入。

與此同時，中國打工人除了“死工資”外，缺少投資性收入，也影響了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這也不難理解，人工成本是企業(yè)主要成本支出之一，每年的“剛性增加”，擠占了利潤增長，無疑會影響投資收益。這就造成了市場初次分配的“死循環(huán)”。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即便對打破這一困境有所幫助，作用也不會很大。

要讓打工人的日子過得寬裕，還是得另想辦法。對社保的繳納標準、養(yǎng)老金缺口的來源，都要作出符合實際的結構性調整。為企業(yè)解套，為打工人松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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