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宋代——它是全球經(jīng)濟浪潮中的領(lǐng)航者，用繁榮的市井煙火勾勒出“巴適”生活的輪廓；它以“淡、雅、柔、簡”的美學內(nèi)核，在時光長河中留下一眼萬年的獨特韻味。

宋代的詩詞歌賦雖孱弱無力，但宋代卻用文化和貿(mào)易“征服”了彎刀鐵馬。

近幾日讀劉鋼所著的《宋朝320年》這本書，又增加了不少新知。

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華夏文化，造極于宋”。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13世紀的中國在近代化方面進步顯著……在社會生活、藝術(shù)、娛樂、制度、工藝技術(shù)領(lǐng)域，中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說起宋代留給我們的寶藏，一定繞不開宋代的金石學、書法，也繞不開矗立千年的碑林。

“金石學”并非“煉金術(shù)”，而是以商周時期為代表的古青銅器和秦漢以來的石刻。這些被石刻的青銅器和石碑，是我國古代歷史的珍貴史料。

北宋文壇巨擘歐陽修便是一位收藏大家，其藏品之豐足以建成一座大型博物館。他多以“拓片”形式珍藏，正是拓印技術(shù)的成熟，讓金石學擺脫了“小眾冷門”的局限，獲得了“可普及性”的技術(shù)支撐，讓更多人得以觸摸到歷史的溫度。

而要說金石與書法的“集大成之地”，西安碑林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存在。這座文化寶庫的誕生，還要從一段動蕩歷史說起。

唐末，后梁開國皇帝朱溫攻占長安后卻遷都離開，離開前將長安城夷為廢墟。所幸國子監(jiān)附近的百余塊石碑組成的“碑林”被留了下來。

這組石碑是刻于唐太和七年，我國歷史上保存最為完整的經(jīng)史文化碑刻《開成石經(jīng)》，它包括《論語》《周禮》等十二部儒家經(jīng)典，是唐代科舉必考內(nèi)容，被稱作中國最早的“高考教科書”。

此后，長安城迎來了多次“碑林保衛(wèi)戰(zhàn)”。

當時的京兆尹韓建開始修筑長安新城，準備將碑林遷到新城的文宣王廟中，還沒遷完，長安城守將就換成了劉鄩。

本來劉鄩認為搬遷石經(jīng)無關(guān)緊要，官員尹玉羽進言擔心敵軍會碎石攻城，于是劉鄩下令將《開成石經(jīng)》全部遷入新城保存。

兩百年后，北宋結(jié)束了五代時期諸國林立的亂象，北宋初年，王彥超任永興軍節(jié)度使，他下令重刻了現(xiàn)藏于碑林影響力最大的《孔子廟堂碑》，該碑文是由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所書，珍貴程度連黃庭堅都曾感嘆：“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

北宋元祐二年，“藍田四呂”的呂氏四兄弟也對碑林進行了修復，呂大防、呂大忠被稱為碑林的奠基人。

他們將包括《開成石經(jīng)》在內(nèi)的《石臺孝經(jīng)》《顏氏家廟碑》《多寶塔感應碑》《爭座位帖碑》等遷到新址并建立起碑亭和碑廊組成的院落，并將石碑有序規(guī)范陳列，形成了現(xiàn)在碑林的雛形。

之后，知永興軍府的虞策在京兆府城內(nèi)東南角大興土木，于是將文宣王廟、府學和《開成石經(jīng)》遷移到這里，還將《石臺孝經(jīng)》等一眾唐宋碑刻都搬到一起如今西安碑林博物館的位置，為這座文化寶庫奠定了堅實根基。

此后隨著“靖康之變”北宋朝廷滅亡，碑林也未因政權(quán)更迭而蒙塵。

仰仗儒家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強大向心力，無論是金人和蒙古人，一旦入主關(guān)中地區(qū)政局穩(wěn)定后，都對碑林的文化庫進行了恢復與整修。

到了20世紀70年代，碑林和孔廟、石刻藝術(shù)館合并，組成了收藏、研究和陳列歷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為主的大型博物館。

如今，這里就被譽為“石刻藝術(shù)寶庫”和“立體中國書法史”。

在西安碑林中，可躋身書法習書范本的傳世佳作數(shù)不勝數(shù)。

宋代除“蘇黃米蔡”四大家外，皇室在書畫領(lǐng)域的造詣亦不遜文人。宋徽宗自創(chuàng)“瘦金體”，其書法甚至吸引南下進攻的金章宗癡迷追隨，苦練成家。宋高宗趙構(gòu)、宗室趙孟堅等皆為書法史上重要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下令編著的《淳化閣帖》，傾盡大內(nèi)收藏編纂此帖書。這本帖書中收集了先秦至隋唐包括帝王、名臣及書法家的珍貴墨跡。開啟了“帖學”的源流，被譽為中國書法史的“圣經(jīng)”。

宋末元初的書法家、畫家趙孟頫就是研習此《淳化閣帖》終成一代宗師。

遺憾的是，《淳化閣帖》因大火僅留下刻石版本的肅府本、關(guān)中本、溧陽本，其中關(guān)中本的石刻就藏于碑林博物館中。

宋代，以其繁榮的經(jīng)濟、獨特的文化、輝煌的藝術(shù)成就，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西安碑林，作為宋代文化的重要傳承載體，更是見證了中華民族書法藝術(shù)的傳承與發(fā)展，成為我們探尋古代文化、領(lǐng)略書法魅力的絕佳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