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師友兄汪毅夫先生，曾發(fā)表關(guān)于“把握臺灣史的話語權(quán)”的觀點，近日讀之，深為感佩。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歷史人物。

我們先看一塊匾：【年高德卲】。題匾人董之弼，奉天人，監(jiān)生出身，曾任福建閩清縣知縣，康熙三十四（1695）年任臺灣府諸羅縣（今嘉義縣）知縣。該匾題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董之弼時任江西安遠縣知縣。

董之弼作為歷史上知縣一級的小人物，誠然，他對于家國高度的歷史進程影響不大。但筆者之所以提起此人，因為他對于臺灣的歷史，有著深刻的影響。

董之弼出任臺灣府諸羅縣知縣的時間，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這個時間節(jié)點很關(guān)鍵，其時距離清康熙政府從鄭氏集團手中統(tǒng)一臺灣（康熙二十二年），已經(jīng)過去了十二年。

清代臺灣地輿全圖

中國人看待歲月，以十二年為一輪，每一輪的起點，不免期待有些新氣象的發(fā)生。因此在康熙三十四年，臺灣在被清政府統(tǒng)一12年后，董之弼發(fā)表了一篇震動海峽兩岸的“臺灣歷史觀”跋文！

今日觀之，董文高居歷史視野，文采斐然，充滿家國大義，全文如下：

“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而不能無異者：史以紀一國之典章，該天下之大務(wù)；而志之所載，無過一郡之疆域、民物、山川、風土與夫歷代之沿革、風俗之習尚而已。至如臺灣則又異。我朝初辟，前代未有；雖經(jīng)紅毛與鄭氏父子等相繼盤踞于此，不過茍且便安，偽定一時耳。焉有風流善政、故家遺俗之足志？以言疆域，則荒島耳；以言民物，則藩屬耳；以言山川、風土與夫歷代之沿革、風俗之習尚，則巢居野處，無宮室、井疆之封；椎笄卉服，無衣冠文物之盛。事無有可傳、政無足為紀，亦何足稱之與有？然不知正唯此也，而始有足稱者。何則？自洪荒開辟以來，從未有此地；而于今忽有之，豈非天地間之一新世界乎？（筆者按，臺灣自古屬于中華地。此處董文似為比喻，意指從文化視角看，一個地方無史志記錄，猶如此地不存在）且易巢居野處之民為宮室、井疆之民，易椎笄卉服之類為衣冠文物之類，變荒島為城市，化番民于禮樂，棄危殆而就安全，一道德而同風俗，非大圣人孰能致此乎？惟圣天子端拱于上，而大將軍施侯奮揚威武討平于其前，督撫各憲臺先后接踵撫綏于其繼，以故不數(shù)年而教化大行，遐邇一體。然自癸亥至今，允稱大治；而郡邑之志，責在使者、守臣尚未修也。

會副憲高公持節(jié)茲土，三載之間，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于是篡輯郡乘，續(xù)其成功。庶幾千載而下，覽其書者，有以知開物成務(wù)，創(chuàng)千古之未有、垂萬世于無窮者，皆我圣天子德澤之流、數(shù)大臣勛業(yè)之盛之所由積也。嘻！此雖名為志，豈不可與國史而并重與？謹跋。

康熙三十四年冬、十月既望，諸羅縣知縣董之弼撰?！?/p>

清代臺灣地輿圖

國不可無史、郡（地方）不可無志。董之弼在文中開宗明義，闡述了臺灣修志的必要性。

董之弼認為，本來一個地方的志，無非是記述一些地理、物產(chǎn)、風俗、歷史沿革之類的信息，但由于臺灣在清代康熙朝以前屬于未開化的邊遠之地，因此沒有地方志，也沒有像樣的歷史可記述。

而在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統(tǒng)一臺灣后，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和開發(fā)，大陸移民抵臺、中華儒家文化入臺、吏治與建設(shè)到位，使得臺灣在短期內(nèi)迅速成為一個全新的社會，荒島變城市、蠻荒土著變中華文明人。

清代康熙臺灣府志

這樣的歷史功績，是清朝中央政府從上而下努力的結(jié)果，臺灣的變化稱得上是史無前例的“大治”。因此，董之弼主張，這一時期的臺灣地方志，必須如實記述歷史事實，他甚至認為，臺灣志應(yīng)與國史并重。

事實正如董之弼所希望的那樣，從清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歷代清中央政府派駐臺灣的官員，總共撰寫及修訂或增訂了總共六部臺灣府志，全面記述了臺灣的歷史及發(fā)展變化?？梢哉f，沒有清朝政府的有效治理，臺灣社會就不可能在清代實現(xiàn)從部落社會迅速過渡到近代化社會的巨變。

清代臺灣隸屬于福建

由上可見，清代以來臺灣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是中華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帶來的歷史性福祉，中華大家庭就是臺灣的歷史港灣，臺灣社會從襁褓中成長、脫胎換骨，是家國歷史中的一段宏大敘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汪毅夫先生主張“把握臺灣史的話語權(quán)”，是十分正確的：臺灣的歷史繁榮和文化，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容不得當今的一小撮臺獨分子試圖將它們從中華歷史語境中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