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寒風卷著落葉。數(shù)學家楊武之站在碼頭，清瘦的身影裹在舊長衫里，目送兒子楊振寧登上前往美國的輪船。

臨行前，楊武之塞給兒子楊振寧一張字條，上面用毛筆工整地寫著一行字：“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

楊武之用這十四個字，叮囑兒子楊振寧每一次吃飯都不要忘記父母的恩情，這一生都要牢記報答國家的恩德。

這位在清華、西南聯(lián)大教了一輩子書的教授，對兒子寄予了厚望。此刻，他把一個中國父親所有的牽掛與期待，都裝進了這張字條里，隨兒子飄向遠方。

到了美國之后，楊振寧全身心撲進了物理學的世界。從芝加哥大學到普林斯頓，他和好友李政道一起，在微觀粒子領域不斷探索。

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因為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恒”理論，一起站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在斯德哥爾摩，他手持中國護照，堅定地說：“我以自己的中國血統(tǒng)和背景而感到驕傲。”

然而，榮譽的光芒背后，現(xiàn)實的困境很快到來。因為楊振寧不是美國籍，許多重要的國家實驗室都將他拒之門外，無法接觸最前沿的研究。

更讓楊振寧感到刺痛的是，他曾因華裔身份被房東驅(qū)趕，而律師告訴他，連打官司贏的希望都很渺茫。科學的夢想，撞上現(xiàn)實的銅墻鐵壁，這位諾獎得主，被逼到了一個無比艱難的十字路口。

父親的期望，像信里“每飯勿忘親愛永”那幾個字，沉甸甸地壓在他的心頭。回國嗎？可當時國內(nèi)的條件，還無法支持他研究的理論物理，他很難像好友鄧稼先那樣，直接為造出原子彈貢獻力量。

留下嗎？沒有美國國籍，他的學術之路就像被一道玻璃墻擋住，看得見卻過不去，多年的心血可能白費。

就在這時，他的好友李政道在1963年加入了美國籍，為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那段時間，楊振寧經(jīng)常一個人在普林斯頓的湖邊發(fā)呆，看著天鵝來了又回，就像他內(nèi)心反復的掙扎。

最終，在1964年的春天，在一次又一次因國籍而被關鍵研究項目排除在外之后，楊振寧明白自己必須做出選擇，他決定加入美國籍。

這個決定，對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楊振寧來說格外艱難，像一塊燒紅的烙鐵，藏在心里，讓他始終不敢坦然告訴父親。

在楊振寧于異國他鄉(xiāng)掙扎的同時，父親楊武之的爭取更為直接：1960年代初期，他三次遠渡重洋赴瑞士，與兒子當面長談，盼其歸來。

一位父親的愛國理想與一個兒子的科學現(xiàn)實，在此激烈碰撞。最終，楊振寧的選擇，讓父親的理想化為沉寂。此后的沉默，便是一位理想主義者竭盡全力后，理想破滅的無言。

直到1971年，楊振寧第一次回到祖國，從鄧稼先那里親耳聽到了“中國的原子彈，完全沒有外國人參與”時，多年的復雜情緒瞬間爆發(fā)。

楊振寧激動不已，沖進洗手間，痛哭失聲——這眼淚，是為祖國強大的自豪，也是為辜負父親期望的深深愧疚。1973年，楊武之在北京逝世。

多年之后，楊振寧在接受采訪時說道：“換國籍變成美國人，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要申請入美國籍的時候，我沒有寫信告訴我父親，直到他臨終的時候，他還沒有寬恕我放棄掉了中國的國籍�！�

時光從未停步，2015年，94歲的楊振寧做出了另一個重要的決定：他放棄美國國籍，正式恢復了中國公民的身份。對此，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很高興恢復了中國國籍。”

之后，楊振寧全力幫助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創(chuàng)辦少年班，為清華引進世界頂尖人才，用晚年的全部精力，搭建起中美之間的學術橋梁。直到這時，更多的人才開始理解這跨越半個世紀的選擇。

網(wǎng)友感嘆說：“這真是‘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另一位網(wǎng)友則留言：“我讀了研究生之后，才特別能理解您當年的處境……請不必再愧疚和痛苦�！�

更有許多網(wǎng)友在相關新聞下由衷地感嘆：“看到楊老這樣的大科學家晚年毅然歸來，并帶來如此巨大的改變，我們忽然明白了——中國最近十幾年的科技大爆發(fā)，不是沒有原因的�！�

楊武之的堅守，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最樸素的愛國氣節(jié)，像沉穩(wěn)的山；楊振寧的抉擇，是一位世界科學家在時代局限下，更為曲折的報國之路，像奔騰的海。

兩代人，用兩種看似不同的方式，書寫了同一份家國深情。所有過去的艱難與遺憾，最終都融匯在“為了祖國”這個共同的主題里，得到了最深層的理解與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