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針對中資企業(yè)安世半導體的“奪權”行動，像滾雪球一樣，牽扯進來的各方越來越多。

雖然中國、荷蘭和歐盟都在努力溝通想解決問題，但事情過去了一個月，依舊陷在僵局里，短期內看不到徹底解決的希望。

正如中國商務部所警告的，這場爭端已經不再是企業(yè)間的糾紛，它“嚴重影響全球供應鏈穩(wěn)定”的風險，正在變成現(xiàn)實。

傳統(tǒng)的國際貿易理論建立在“比較優(yōu)勢”和“要素稟賦”之上，認為商品和資本的跨境流動是互利共贏的。然而，在高度復雜的全球半導體產業(yè)鏈中，一種新的權力形態(tài)——“鏈權”——已經崛起。

什么叫“鏈權”呢？我認為，應當是一個國家或實體在全球產業(yè)鏈的關鍵節(jié)點（如尖端設備、設計軟件、核心IP、關鍵材料）上所擁有的，能夠影響甚至中斷整個產業(yè)鏈運行的能力和權力。

它不再是控制一個最終產品，而是控制產品賴以生存的“生態(tài)位”。

安世半導體的“鏈權”價值雖然不是絕對頂尖，但仍然可以引發(fā)行業(yè)內的連鎖反應。

須知，安世主營的并非最尖端的7nm、5nm芯片，而是被稱為“功率器件”的MOSFET、二極管等。這些芯片如同工業(yè)社會的“毛細血管”和“神經末梢”，雖然單價不高，但無處不在、不可替代。

它們決定了電流的通斷、電壓的轉換，是汽車電動化、智能化的基礎。

這正是其“鏈權”的體現(xiàn)——控制了它，就潛在影響了全球汽車產業(yè)的命脈。

本次事件中，荷蘭與美國援引的“國家安全”理由，正是“鏈權”思維在政治層面的體現(xiàn)。

其背后的邏輯是，一個地緣政治對手，控制了我國核心產業(yè)（如汽車工業(yè)）賴以生存的關鍵部件供應鏈，這本身就是一種戰(zhàn)略風險。

但很明顯，這里面有一個非常大的悖論：在追求自身“供應鏈安全”的過程中，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商業(yè)實體，反而直接破壞了全球“供應鏈穩(wěn)定”，引發(fā)了更大范圍的不安全。

現(xiàn)在，是每一方都在使用自己最強的“制度性武器”。

美國對華半導體戰(zhàn)略從針對華為等單一公司的“定點清除”，升級為構建“技術護欄”、實施“小院高墻”式的生態(tài)隔離。所以，他們要將聞泰科技列入實體清單，并要求其剝離安世CEO，目的不僅是阻止中國獲得尖端技術，更是要將中國資本從其主導的全球半導體產業(yè)生態(tài)中“排擠”出去，哪怕這個生態(tài)位是中低端芯片。

美國此舉意在“殺雞儆猴”。

通過打擊一個成功整合了西方資產的中國企業(yè)，向所有潛在的中國并購者及其合作方發(fā)出信號，以此實現(xiàn)威逼任何深度融入中國資本的嘗試。

荷蘭與歐盟則陷入了典型的“戰(zhàn)略自主”的窠臼。一方面，它們深知與中國經濟脫鉤的代價，希望維護開放的市場和法治原則；另一方面，在安全問題上又嚴重依賴北約與美國，難以抗拒其政治壓力。

荷蘭政府的行為，并非純粹的“配合美國”，其實際，也不過是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進行的一種 “風險轉嫁”。

它將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企業(yè)運營風險，通過行政和司法手段，轉嫁給了聞泰科技這家中國股東。

企業(yè)法庭的介入，提供了一種“合法”剝奪中方控制權的途徑，使荷蘭政府得以在表面上維持程序正義，同時達到實質上的政治目的。

以至于，安世內部現(xiàn)在直接淪為戰(zhàn)場，安世半導體荷蘭、德國籍高管開始“逼宮”……

種種行徑，無一不是地緣政治沖突在企業(yè)微觀治理層面的直接投射。

其公司治理逐漸開始失效。

這些高管的行為，可以部分理解為一種“避險策略”。

在美國的出口管制威脅下，他們個人及團隊的職業(yè)前途與公司的技術來源（依賴美國）深度綁定。與中國股東切割，在他們看來是保住公司業(yè)務、團隊乃至個人職業(yè)生涯的“理性選擇”。

但我也不排除其中一些“險惡”的用心。

就在幾方的談判僵持不下、陷入拉鋸之際，一場實實在在的供應鏈危機已經兵臨城下，直指歐洲工業(yè)的核心——汽車制造。

安世半導體生產的芯片，雖然聽起來不如手機芯片那樣高端，但卻如同工業(yè)社會的“維生素”，廣泛應用于從汽車、家電到電力設備等各個領域。

尤其是全球各大主流汽車品牌，都大量使用它的產品。

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局面是，雖然在此次安世的內部“逼宮”中，公司的德國籍高管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斷供”這把火，卻可能最先燒到自家后院的德國車企身上。

面對迫在眉睫的危機，德國汽車工業(yè)協(xié)會總裁穆希雅已發(fā)出最嚴厲的警告：如果安世芯片供應中斷問題無法盡快解決，整個德國汽車產業(yè)將遭受嚴重沖擊，整車廠可能面臨大規(guī)模停產。

緊接著，德國經濟部也緊急出面，承認此事影響重大，并表示政府正努力尋求解決方案。

此前，歐洲汽車制造商協(xié)會就已預警，安世的交付一旦中斷，將首先沖擊博世、大陸等零部件巨頭，最終如同推倒多米諾骨牌，導致遍布歐洲的汽車裝配線一個接一個地停工。

與消費電子芯片不同，車規(guī)級芯片對可靠性、一致性和壽命有極其嚴苛的要求。一枚新的芯片要進入車企的供應鏈，需要經過長達1-2年的測試和認證。

這意味著，安世的芯片是“即插即用”的庫存，而尋找替代品則需要漫長的周期和巨大的重置成本。

所以，從這一點上看，歐洲的供應鏈危機傳導出現(xiàn)問題，即安世斷供 → 一級供應商（如博世、大陸）無法生產ECU等核心模塊 → 模塊缺貨 → 整車廠停產這個鏈條一旦斷裂，重啟的代價是數(shù)十億歐元計的產值損失。

最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各方在高層政治層面達成妥協(xié)。

一個潛在的方案是：中方同意更換CEO等核心管理層，換取美方的“豁免”和荷蘭方面解除控制權凍結。安世的股權結構可能保持不變，但運營權將被置于一個由“可信賴”方（如歐洲資本或獨立機構）監(jiān)督的框架下。

但這明顯是要犧牲中國利益的，我們壓根不會、也不能選擇這樣一個方案。

無論結果如何，此事件都將成為一個標志性案例，加速半導體產業(yè)鏈沿著地緣政治斷層線分裂：

美國板塊：以高端設計、設備、IP為核心，構建排他性生態(tài)。

中國板塊：被迫加速全產業(yè)鏈自主可控，尤其是在成熟制程和特色工藝上深耕。

歐洲板塊：在夾縫中艱難尋求“戰(zhàn)略自主”，可能會加大對本土芯片制造（如意法半導體、）的支持，試圖構建相對獨立但規(guī)模有限的區(qū)域供應鏈。

英飛凌

未來，任何跨國并購，尤其是涉及關鍵技術的并購，都必須將地緣政治風險作為核心評估要素，并設計復雜的股權結構、治理安排和法律隔離方案進行對沖。

下游大客戶（如車企）也將不再滿足于單一來源或地緣風險集中的供應商，會主動扶持第二、第三供應商，甚至投資或聯(lián)合研發(fā)，以增強議價能力和供應鏈控制力。

安世半導體的危機，是舊全球化下，所演繹的葬禮的一幕。

現(xiàn)在，基于純粹成本和效率邏輯構建的全球分工體系，正在被基于權力和安全邏輯的“鏈權”競爭所重塑。企業(yè)不再是純粹的經濟動物，而已成為大國博弈中的“兵家必爭之地”。

解決之道，無法單純依靠WTO式的多邊規(guī)則，而需要在新現(xiàn)實下，探索建立包含危機溝通、風險緩沖和有限度互信的新一代全球產業(yè)治理機制。

否則，類似的“奪權”大戲，只會在他處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