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日歷上平平常常的一格，卻被兩則訃告灼出焦痕：北方某大學43歲男講師，華東某大39歲男副教授，同日因病逝世。一個剛在社科基金公示欄里刷出“新中標”，一個早已把國家社科、博士后基金、特別委托子課題等等統(tǒng)統(tǒng)收入囊中，卻在病房里把最后的表格熬成了“搶救無效”。他們像兩枚被學術(shù)體制擰緊的螺絲，在同一時刻崩斷，碎片飛濺，扎疼所有還在爬格子、填申報表、熬夜改格式的年輕文科心臟。人們驚呼“天妒英才”，可天何曾插手？不過是人把人逼進了死角。

高校文科的“學術(shù)游戲”早已不是隱喻，而是明碼標價的生存程序：三年一小考，六年一大考，社科基金是“準入護照”，C刊論文是“續(xù)命血漿”，職稱評審是“饑餓闖關(guān)”。沒有基金，課時量再滿也抬不起頭；沒有C刊，教案寫得像《紅樓夢》也評不上副高；錯過一次申報，就被領(lǐng)導“溫馨提醒”：“下次要早布局，團隊協(xié)作，多方呼應(yīng)?！庇谑?，整整一年，從元旦的“預(yù)申報動員”到臘月的“形式審查沖刺”，青年教師的日歷被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倒計時……每道程序都配著“溫馨提示”——交叉學科、熱點詞匯、政策對接、數(shù)據(jù)可視化。你以為你在做學問，其實你在做PPT、做Excel、做“政策拼圖”。

43歲男講師生前申報的“農(nóng)民風險認知”國社科課題塞進了“國家總體安全觀”，39歲男副教授的“印支冷戰(zhàn)”課題嫁接了“一帶一路”話語，學問被拆成關(guān)鍵詞，像樂高積木一樣必須按圖索驥，稍有偏差，評審意見里就會蹦出“問題意識不強，政治站位不高”。

為了拼出這張“學術(shù)清明上河圖”，他們得先把自己折疊成A4紙：白天四節(jié)課，晚上改48份期末作業(yè)，凌晨兩點還在給申報書調(diào)格式——行距固定值20磅，一級標題黑體三號，二級標題楷體四號，參考文獻中英文混排，頁下注還是尾注，連標點全角半角都要人工核對，因為系統(tǒng)不會替你心疼。有人統(tǒng)計，一個普通國家社科基金活頁7000字，至少需要閱讀200萬字文獻，而中標率不足15%。這意味著，為了“可能”的幾萬塊經(jīng)費，你得先“無償”預(yù)支兩年的生命與健康，還要面帶微笑：“失敗也是鍛煉！”鍛煉什么？鍛煉心肌缺血？鍛煉甲狀腺結(jié)節(jié)？鍛煉凌晨三點胸口的那一下刺痛？

更荒誕的是，這套游戲規(guī)則被層層包裝成“學術(shù)理想”——你要“十年冷板凳”，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要“耐得住寂寞”?？涩F(xiàn)實是，板凳還沒坐熱，人事處就來提醒：“還有XX年就要考核。”于是你只能把冷板凳改造成跑步機，邊跑邊寫，邊跑邊申報，邊跑邊帶學生比賽、報獎、填表、跑蓋章。寂寞是奢侈品，亞健康才是標配：甲狀腺、乳腺、肺結(jié)節(jié)、焦慮、抑郁、睡眠障礙……校醫(yī)院體檢報告單像二手書市場舊貨攤，隨手一翻都是“建議進一步復(fù)查”?？蓮?fù)查需要請假，請假要扣績效，績效決定你能不能湊夠“工分”換來年度的“繼續(xù)聘用”。于是你收起報告，泡一杯速溶咖啡，繼續(xù)對著屏幕調(diào)整“技術(shù)路線圖”的箭頭顏色，因為評審專家可能“視覺敏感”。

因重度參與學術(shù)游戲而英年早逝的文科老師不是不知道身體在報警，他們只是算不過賬——請三天假，少了三天寫標書，就可能錯過今年批次；少一次中標，就少了明年C刊的“版面費”報銷通道，也就少了評職稱的“硬通貨”……高校文科教師的工資條拆開一看，基本工資三千，津貼看績效，績效看課題，課題看命。他們用命換課題，用課題換績效，用績效換命——一個完美的莫比烏斯環(huán)，直到某天凌晨，心臟在胸腔里猛地折疊，像一張被系統(tǒng)退回的申報書，瞬間碎成404。

體制樂于把個人死亡歸因于“個體健康意識薄弱”，于是工會被動組織“健康講座”，請來專家諄諄教導“不要熬夜”?？芍v座結(jié)束，領(lǐng)導話鋒一轉(zhuǎn)：“今年的國家社科動員會馬上開始，請老師們積極準備?！蹦且豢棠悴琶靼?，所謂“健康提醒”不過是系統(tǒng)自帶的免責條款，像香煙盒上“吸煙有害健康”的小字，絲毫無損于機器的高速運轉(zhuǎn)。死亡被解釋為偶然，過勞被消解為個體選擇，于是下一個過勞的高校文科牛馬，已在打印室熬夜彩打標書——A3銅版紙，雙面膠環(huán)裝，封面覆膜，藍色皮紋紙，因為“形式美觀也是態(tài)度”。

可這樣的人生，這樣的死亡，意義究竟在哪？

更殘酷的是，體制內(nèi)的學術(shù)游戲系統(tǒng)甚至根本不會為他們的離去而稍微減速——學院官網(wǎng)在“深切哀悼”之后，可能會緊跟著一條“202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申報輔導通知”；同事們在微信群“蠟燭”表情刷屏不到兩小時，又開始交流“哪家打印店膠裝更快”；學生們照常上課，只是課表上換了一位新老師，像換了一塊新電池。個體的熄滅，不過是集體學術(shù)機器的一次“熱插拔”。你以為自己站在講臺上傳道授業(yè)，其實你站在一條用申報書鋪成的傳送帶上，隨時可被替換。所謂“不可替代的學術(shù)價值”，在行政統(tǒng)計表里只是一個“個人年工作量”欄的數(shù)字，后面還可以補零。

于是，我們不得不逼問，如果高校文科的“學問”已異化為一場24小時不休市的學術(shù)拼多多，如果年輕教師的唯一出路是把自己壓榨成“高階打工人”，那么這樣的體制還有資格談“培養(yǎng)人文精神”嗎？

當“中標”成為最大的學術(shù)修辭，當“C刊”成為最高的價值理性，死亡就不再是悲劇，而是邏輯必然——只不過過勞死的青椒牛馬讓這一天提前到來，讓更多人瞥見了系統(tǒng)深處那張血盆大口。

他們的離去不該被輕輕裝進“早逝英才”的抒情框架，而該被看作一記悶棍，狠狠敲在所有還在裝睡的人頭上：要么繼續(xù)閉眼旋轉(zhuǎn)，直到自己也被碾成下一則訃告；要么站起來，拆掉這臺永動機的齒輪，讓學術(shù)回歸“學”與“問”，而不是“課”與“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