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雄史觀和人民史觀的爭論問題

歷史的進步是靠英雄還是靠群眾？這是英雄史觀和人民史觀的區(qū)別問題。在讀馬列以前，我打心眼里還是覺得祁同偉說的是對的，人民？誰是人民？幾千年來老百姓在什么地方？史書上寫的不全是帝王將相的事嗎？和老百姓有關的都是“大饑、人相食”的記載。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肯定不會在史書上留下名姓，貢獻也不會被記住——能活著就不錯了。歷史就是靠那些杰出的人物來推動的。不管是大學結組完成課業(yè)、亦或是工作后和同事搭班子完成業(yè)務，在沒有一個愿意擔責的領導人物出現(xiàn)以前，團隊往往就是一盤散沙——總得有人拍板，而拍板的人就得承擔后果。

我現(xiàn)在依然肯定杰出人物，也就是英雄的貢獻的重要性。我這樣想錯了嗎？我是沒錯的。馬列主義也不否認這一點。但問題在于英雄的來源。英雄是憑空產(chǎn)生的嗎？是偶然間突然出現(xiàn)的嗎？一個人生來就是英雄嗎？我想不是的。那英雄從哪里來的呢？很簡單，英雄來源于人民群眾當中。那，我也是人民群眾，我怎么不是英雄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談談成為英雄需要做到什么。

二、英雄的來源問題

我認為一個普通的人民群眾要想成為一個杰出人物，或者說英雄，需要做到兩點。第一，要善于總結，并盡可能在總結之上創(chuàng)新。我在教初高中歷史課的時候，會給學生講到賈思勰寫《齊民要術》，徐光啟寫《農政全書》，李時珍作《本草綱目》等等?！洱R民要術》是賈思勰寫的嗎？是，也不是。確實是他的著作，但他是總結了前人勞動生產(chǎn)的經(jīng)驗以后才編寫而成的。同樣的，《竇娥冤》《三國演義》等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蒸汽機的改進、青霉素的發(fā)現(xiàn)等科技成就的產(chǎn)生，也都是后人總結前人經(jīng)驗創(chuàng)作的。

任何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其作品必然有對現(xiàn)實世界的反映或前瞻。這種反映和前瞻，需要作者深入群眾去收集故事，你只有收集的信息越多，才能在其中找到共性，共性反映群眾訴求，訴求表示行動方向。在作品著作中體現(xiàn)或順應這種訴求，就可以稱之為偉大，這是總結的能力。偉大的發(fā)明家及科學家，其成就也必然帶有對前人經(jīng)驗的繼承與總結，在總結之中或總結之后創(chuàng)新而成的成果，可以推動人類社會發(fā)展。這，也是靠總結。

同樣的，政治上的杰出領導人，也必須具備總結的能力。在革命斗爭時期，一個人必須完成了對當時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水平及社會現(xiàn)狀的深入調查，對收集到的大量資料匯總思考，他才能根據(jù)資料反映的群眾的訴求，判斷出當時階段的歷史任務。他收集的資料越全面，總結的東西越多，他的思想才越能對歷史發(fā)展的趨勢把控越精準。這種歷史發(fā)展的趨勢，我們又叫它客觀規(guī)律。同樣的，在和平年代，一個人也必須完成對當?shù)厝嗣袢罕娚钏郊吧鐣F(xiàn)狀的調查，在真實且廣泛的調查記錄中提取出能夠反映群眾要求的信息，圍繞這個有共性的信息做決策，才能解決群眾問題。

一個人的思想不可能憑空代表當時歷史條件下人們的普遍愿望，唯有靠總結，才能幫人做到這一點。要做到“總”，就需要深入調查諸多方面，要做到“結”，就需要深入研究其背后的共性。做到了總結這一點，這個人就能得到時代趨勢的助推，才能順應歷史發(fā)展。我們說，時勢造英雄，英雄是順應時勢產(chǎn)生的。還有人說，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那么，我們怎么判斷歷史趨勢呢？怎么才能知道風口所在呢？就是靠總結。

第二，要善于宣傳，盡可能讓自己及團隊的宗旨讓人看到。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人，怎么才能碰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唯有靠宣傳，讓他人了解自己靠總結得來的理性的系統(tǒng)的理論。一個人的總結即使再全面再深邃，藏在腦海里，不能被他人所知，也只是一個人的自說自話。再者說了，一個人的調查總結是單一的，不可能做到全面。你必須把自己正確的思想理論宣傳出去，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廣泛地被更多的人接納與認可，眾多人齊動手齊做事，才能將頭腦中的理論化為物質的力量。

宣傳有兩個效用，其一是對內凝聚共識，以做到喚醒與動員。商鞅的徙木立信，陳王的寧有種乎，朱元璋的驅除胡虜，工農紅軍的打土豪分田地等，這些策略與口號的宣傳既能回應訴求、也能塑造自身合法性；其二是對外盡可能多的獲取支持。教員說革命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也就是這個意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也是需要講出來的。

總結和宣傳，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我們都知道一個公式:正確的話用正確的方式說出來，才能達到正確的效果。話語的正確與否取決于總結的能力，方式的正確與否取決于宣傳的能力。沒有總結的宣傳，叫空洞的煽動；沒有宣傳的總結，是被埋沒的金子。我不認同是金子就總能發(fā)光這句話——金子只有在光源照到的情況下才能發(fā)光。對群眾訴求和社會現(xiàn)狀精準把握的總結就如同金子，而用恰當方式的宣傳就是光源。

到此，我們就已經(jīng)理清了英雄的來源問題。一個杰出的人物，必然是偉大的總結者，也是卓越的宣傳家。他們既能洞察歷史發(fā)展的脈搏，也能讓億萬群眾同這脈搏的跳動相呼應。當然，除此之外，也必然離不開他們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我不認為一個人生來就是神，天生就能對歷史趨勢的把握那般精準。對領導人物的神化是對馬列主義的褻瀆。他們對于歷史的發(fā)展和前進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也是因為他們對人民群眾訴求和社會現(xiàn)狀的總結做的更加全面，他們的宣傳做的更加到位，唯此無他。我們若想成為杰出人物，所要奔的方向就是總結和宣傳，就需要我們去深入調查，去理論研究，這是一個需要長久堅持奮斗的過程，世界是我們的，還需要看我們如何做了。

三、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和選擇，受客觀條件制約

我之前在讀馬列書籍的時候，陷入過一個誤區(qū)，就是我認為，既然人民群眾能創(chuàng)造歷史，那么人民群眾也能選擇歷史。如果按我這個角度說來，蒙元、滿清的入主中原，也是人民群眾的選擇。當然這是不對的，蒙元和滿清并不能代表當時歷史條件下先進的生產(chǎn)力。蒙元的四等人制、滿清的血腥大屠殺，這些都不利于當時的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也不可能比中原的農耕文明更為先進。他們只是軍事實力比較強大罷了。

后來我讀了顧誠的《南明史》，才搞明白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舊王朝的統(tǒng)治相當糟糕，新政權的統(tǒng)治也好不到哪去，人民只能在“糟糕”與“更糟糕”中做選擇。在舊王朝秩序已然崩潰，社會極度混亂的情況下，如果新政權（哪怕是外族政權）能迅速結束戰(zhàn)亂，保障基本生存，這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老百姓來說，都是可接受的選擇了。這只能代表老百姓對生存渴望的一種無奈心態(tài)，并不代表對新政權統(tǒng)治方式的認可。畢竟，人得先活著，而后才能談其他。

后來，我的這種思考得到了印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但人民群眾并非在真空中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而是在既定的、客觀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創(chuàng)造。這些條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他們可能的選擇范圍，但并未剝奪其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

在這里，我解釋一下后兩句話，什么是“既定的、客觀的條件”呢？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會遇到早已存在的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系和社會結構。這些條件構成了我們活動的客觀基礎，也設定了界限。比方說我一出生就已經(jīng)是個工業(yè)社會了，這就決定了我的生活必然受現(xiàn)代工業(yè)的影響。你不能要求一個秦朝的農民去選擇工業(yè)，因為當時的生產(chǎn)力和社會結構不可能給他這個條件。所以我們這一小節(jié)的標題就說，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和選擇，受客觀條件制約。

那么，什么是“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呢？這就又要說回到杰出人物、也就是英雄的作用了。雖然有客觀條件制約，但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依然是巨大的，他們的生產(chǎn)實踐、階級斗爭、科學實驗和文化創(chuàng)造等，都在不斷的涌現(xiàn)。這些創(chuàng)造是個體能動性的展現(xiàn)，但這些創(chuàng)造往往是“散”的，如果能將它們連片集中，那么所集成的合力，就能不斷地改變甚至突破既有的條件，推動歷史向前發(fā)展。而杰出人物，即英雄所做的工作，除了有自己能動性的創(chuàng)造，還要有將這些創(chuàng)造連片集中的能力，也就是總結的工作了。

英雄要想將無數(shù)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連片集中起來，就必然要從群眾中來；英雄要想仰仗人民群眾的生動實踐去完成歷史任務，就必然要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也是毛澤東同志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選第三卷）中所提到的黨的群眾路線了。我們就是群眾之一，我們今后也或將成為杰出人物，這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肯定是從群眾中來的，至于以后能否到群眾中去，還得看我們自身如何做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