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某地的霸凌事件引起了很大的社會關注。

之所以被關注，首先是校園霸凌這個事兒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社會關注度本身就高。其次，在這個霸凌事件中，受害人是女孩，而且女孩的母親還是聾啞人。

當然還有最關鍵的一點，那就是在對那幾個參與霸凌的女孩的處理上是比較滯后的，處理結果也不被女孩家長和公眾滿意。

綜合來看，關注度高和處理失當是這件事兒廣受質疑的主要原因。

注意這里的用詞，是“處理失當”，為什么是“失當”而不是“不當”。因為對于青少年霸凌這種行為，從法律法規(guī)的層面看，總體上是沒有強制約束力的。

從網上傳出的視頻來看，被害女孩在受到毆打時曾說：你們這樣打我，我爸爸會報警。但施暴一方明顯滿不在乎，她們的回應是：已經進去（派出所）十次二十次了，二十分鐘就出來了。

這段對話一方面反映出施暴一方明知自己的行為已經是違法犯罪行為；但另一方面又很清楚執(zhí)法機關對其其實是無可奈何的。這可以說是施暴者最大的底氣。

往根上刨的話，就一句話：施暴者缺乏起碼的畏懼感。

為什么施暴者沒有畏懼感，如果說這些施暴者只是欺負這個受害的小女孩家庭條件不好，沒有令他們畏懼的成年人保護，這也只能是一部分心理因素。

事實上更大的原因在于，整個社會環(huán)境對霸凌者明顯相對寬容，而寬容的原因其實很單純，就是出于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未成年人當然需要整個社會來保護，但未成年人的這個概念只是年齡定義，以年齡定義延伸到對好惡的定義，將未成年與好惡模糊化是非常不嚴謹的。

在現代社會快節(jié)奏的生活事實上已經造成了孩子們早熟的前提下，未成年不承擔法律責任的年齡應該適當降低，降低到孩子對好惡有明顯認知的年齡才行。

以這個案例來說，從施暴者和被害女孩的對話中可以看出，施暴者明確知道她們做的是壞事，否則就不會有那句即使進去也會馬上出來的言論。

另外，對于一個和諧穩(wěn)定的社會而言，懲罰的主體必須是社會機構，這也已經是一種社會共識，因此被害小女孩也說的是自己的爸爸會報警，而不是由爸爸來報復之類的話。

所以問題的核心是：社會機構應該怎么承擔這種責任？

首先從孩子開始融入社會生活開始，家庭對孩子的監(jiān)管保護就慢慢弱化了，社會機構就應該承擔起這個義務和責任。也就是說，自孩子進入幼兒園開始，幼兒園作為社會機構就有這個責任避免孩子被霸凌。

隨著孩子進入小學中學，學校就不僅要承擔教育孩子的責任，在避免霸凌的問題上要擔負的責任應該更重。

與此同時，隨著孩子的身體發(fā)育情況及更多的參與社會活動，作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暴力機關就更有責任來避免霸凌事件的發(fā)生，因為這一時期，是家庭逐漸將孩子交給社會的過渡時期，如同小樹的瘋長期，這時候如果長歪了，將來恐怕就只能砍掉了。

至于社會機構具體怎么做，這里不做討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要讓霸凌者有畏懼感。那么首先“霸凌”這個詞就得改，因為“霸凌”不是個法律意義上的詞，沒有強制約束的意義，只要行為上具有違法犯罪的特征，就不應被稱為“霸凌”。

所以要減少霸凌的存在，強制約束，剝奪霸凌者的部分權利是非常必要的手段，除此之外沒有最優(yōu)選。

可能這么做殘酷了些，但人存在的本質就是互害模式，當人還沒有能力將人類整個成一個家庭的時候，青少年也是人，那就得把他們當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