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往往更擅長掩飾。 她們知道，真實的自己可能不被大眾接受，于是在日復一日中反復模仿和修正，目的是適應社會對她們的期待。

配圖 | 《女士的法則》劇照

今年5月，30多歲的我被確診為ASD（孤獨癥譜系障礙）與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據(jù)說，每一個A人家里都有一窩A人。

可當我把診斷報告和各種量表和測試結果攤在家人面前時，我得到了預料之中的反應： “你小時候不自閉，只是缺乏安全感??！”

他們只知道我是一個從小聽話懂事、寄宿生活適應良好、學習從未讓他們操心的孩子。并且順利畢業(yè)，有工作和收入，怎么突然就“病”了？

我知道他們并不是惡意否定，因為直到幾年前，我自己對ADHD和ASD的理解也停留在非常狹窄的印象里。

小時候，我的表哥曾被診斷為“小兒多動癥”。這個詞后來很快在家人的談話中消失，因為它只會存在于兒童時期，甚至不算是一種病。

家人對他的形容是坐不住，沖動易怒，成績不好，亂花錢。這也形成了我對ADHD的最初印象。

和總是“闖禍”的他相比，我顯得很“懂事”。爺爺奶奶常說我從小就很獨立，很少撒嬌，像個小大人。

在8歲前，我在兩個城市間來回搬過幾次，都是住的全托班，從沒表現(xiàn)出問題?；蛘哒f，問題都出在學校外。我經常因為愛辯論和糾錯和別人起沖突。

比如說，我明知道表哥說不過我就會打我，可我每次和他爭論起來都一定要吵贏。哪怕被打掉門牙、被推到地上磕破后腦勺，我都要一邊哭一邊繼續(xù)強調：“我是對的！”

爺爺奶奶再三提醒說要我別刺激表哥，要讓著表哥，可一旦起爭執(zhí)，我又忘了上次“見血”的慘痛教訓。

小學三年級，我被帶回家鄉(xiāng)的寄宿學校，那時我曬得黑黑的，又矮又瘦，也忘了怎么說家鄉(xiāng)方言，有同學笑我是“丐幫小學”轉來的，我絲毫不覺得這是冒犯，也跟著笑?，F(xiàn)在才知道，這大概就是阿斯伯格綜合征的癥狀之一。

表現(xiàn)在學校里，便是我總是“有問必答”。在當年，父母離婚比較稀奇，離過兩次婚的更稀奇。后來某次家長會后，班上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家情況。

我被同學問過“你后媽是不是小三”“你后媽有沒有打過你”“你爸是不是出軌”“你家是干什么的”等問題，我知無不言。認真回答，有不知道的我還會回家問爺爺奶奶。

我很少感到被冒犯——對我來說，問題就是問題，它沒有別的含義。

同樣，我對同學間的悄悄話提不起絲毫興趣，我不怎么關心別人家里的事，也沒思考過我的行為是否合群，我有更加感興趣的事——小說里的世界。

奶奶讀了兩周都沒讀完的書，我一天就看完了。她本來不相信，還問問題考我，結果發(fā)現(xiàn)我真讀過。

每次放假，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新華書店。那些推薦的名著讀完后，就是各種各樣的小說，塞滿書架和紙箱。我很快找到了我最喜歡的題材：《哈利波特》和《指環(huán)王》這樣的幻想小說。

于是，在所有人里，我是一個安靜，懂事，成績優(yōu)異，還愛看書的好孩子，成為了長輩在飯桌上和茶余飯后炫耀的對象，那時的我，應該就是“別人家的孩子”。

升上重點初中后，屬于ADHD的特質開始更加明顯，導致我對于長輩們關于學業(yè)的夸獎感到如坐針氈。

初中的寄宿制度不是小學那種封閉式的，讓我的自由度一下子變高了很多。我開始熬夜看小說，課堂開小差，臨時抱佛腳。

雖然長輩口中的我是個努力學習的孩子，但真實的我截然相反，我開始有了心虛的感覺。和真正的優(yōu)等生相比，我私下的行為簡直稱得上是冒名頂替。

學校對面有幾家交了會員費后可以無限借閱的小書店，我把里面的小說和漫畫幾乎全部讀了一遍——常常是一口氣讀到天亮，上課也忍不住翻，看完一本立刻再去借下一本。

等周末回家可以看碟片，我花兩通宵倍速刷完幾百集的動漫是常態(tài)，有時候還是長輩帶著我一起通宵。

專注期間的我像被釘在椅子上一樣，對外界發(fā)生的一切都自動屏蔽，這包括吃飯、睡覺、上廁所、站起身、聽別人說話。我嘗試過讀小說讀到一半逼自己停下去睡覺，后果就在床上睜眼到天亮。

我以為這是我的態(tài)度問題，抑或自制力太差，但我又非常在乎我的成績，每次都要拖到考試前一晚，我才能靠著對排名下滑的恐懼，“靜下心”進入高度專注的學習狀態(tài)。

我的成績波動很大，但沒到引起家人注意的程度——我弟弟的成績下滑得比我厲害，不幸成為重點關注對象。

有幾次我拿著成績單走回寢室就開始哭，室友說：“這有什么好哭的，你看某某都考倒數(shù)的，他心態(tài)多好啊。”

聽到這些“安慰”的話語，我反而更難過了，因為我意識到我不止拖延癥沒救，似乎還是“玻璃心”。

我的身體也出現(xiàn)了一些焦慮相關的軀體化癥狀，我經常因為胃痛請假，每個學習階段的最后，我的月經都消失大半年。

而身邊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覺得這是我害怕學?；蚪箲]的表現(xiàn)。

隨著時間流逝，我學會了逃避失敗：我回避一切競技性、有倒計時或公開排名的活動，回避沒信心的學校申請，以此掩蓋自己的“懶惰”和“脆弱”。

2009年，我出國讀本科，課業(yè)反而沒有那么重，還可以選下午，甚至晚上的課。我依舊習慣在考前通宵啃完課本，在DDL前通宵趕論文。生活習慣一塌糊涂，冰箱里堆滿了能量飲料。有時室友在客廳碰到我，都會開玩笑說：“你今天起得很早啊，天還沒黑?！?/p>

從記事起，和他人的互動就在提醒我：我欠缺社交能力。

我曾對長輩教的社交禮儀產生很多困惑：為什么見到不熟的長輩要打招呼？為什么要嘴巴“甜”一點？為什么要壓抑糾錯和求證的沖動？為什么要發(fā)信息說“我想你”？

就像為什么要吃綠色蔬菜那樣，我必須要問清楚原因。因為這個，我被長輩說了很多次“固執(zhí)”和“情商低”，被同學說過“孤僻”，被以前的伴侶說過“冷漠”。

我花了很長時間，接收到很多負面反饋后才搞懂：不打招呼會被別人理解為不禮貌，“嘴甜”可以為別人提供情緒價值，“糾錯”可能會被別人視為人身攻擊，溝通不光是為了交換信息，也是為了維持關系……然后又花了很長時間去理解“別人”為什么會這么想。

因為總是不理解，所以我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愈發(fā)感到好奇。有時候我聽隔壁桌聊天會聽入迷，有時我在社交媒體上看評論區(qū)吵架會看一個小時。

等到工作階段，光有高GPA已經不夠了，我需要面對新的社會期待，處理更復雜的人際互動。

我最先意識到的，是自己不擅長面試。

大四時，我參加了一次學校組織的模擬面試。我自認為做了很充足的準備，結果不到兩分鐘我就被結束面試，并被打了一個“C”。我腦子一片空白，拿“A”的同學和我分享經驗：“要叫出對方的名字，建立一個讓她感到親切的初印象，握手……”

那時我才明白，對于我來說，辨認面孔，識別對方的身份等別人自然而然就會的東西，是需要刻意訓練才能學會的。

之后幾個月，我不斷從網(wǎng)上的視頻和群面中觀察人們的神態(tài)舉止，在家里對著鏡子自己練習，比如強迫自己講話時盯著對方的眼睛，讓自己的臉上洋溢著笑容，用積極的語氣推銷自己，等等。

這份精進的模板，終于讓我通過了一場重要的實習招聘，也幫我通過了此后國內外的很多次面試。我常常想：我能在幾十分鐘的面試里偽裝成我那個拿“A”的同學，可真實的我，是否仍然只值一個“C”？

有時別人隨口問一件事，我卻過度細致地把相關細節(jié)都描述一遍，說完發(fā)現(xiàn)把天聊死了，而我因為自顧自說話而錯過了對方臉上的情緒線索。

因此，我更喜歡書面溝通，那樣我就能花很長時間打磨出“禮貌”的郵件，避免口頭溝通帶來的焦慮和內耗。同事說我有時太客氣，像個“人機”，讓我放松一點，為此我又努力讓自己“松弛”。

那段時間，我按時完成所有交給我的工作任務，上級和同事看上去都滿意，但我卻越來越疲憊。

糟糕的社會化經歷讓我思考改變自己的職業(yè)道路，于是我轉向人類學并取得博士學位，一方面是因為我深刻體會到自己不適合社交性強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太想搞明白那些我一直不懂的事。

大學不是象牙塔，但對我來說，這里允許我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這已經是一種奢侈。

做博士后的這些年，我的“社交模板庫”和“閑聊問題清單”持續(xù)擴充，但每當遇到無法靠模板應對的場合，我依然是個“絕望的i人”。

我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整晚無限流小說，但換成一群不太熟的人，我就不知道該怎么讓對話持續(xù)。大多數(shù)聚會，我只是在一旁聽別人閑聊，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加入，也不確定什么時候該離開。我臉上總掛著尷尬的笑，等待好心人過來問我問題，或者說“可以走了”。

我也記得某次學術會議上，我負責主持，結果喊錯了演講者名字——他在前一晚吃飯時和我互相介紹過。那并不是我第一次犯臉盲。

我以為這些困擾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失，但它們頑固地根植于我的生活中。

去年夏天，我結束博士后項目。上級、同事、朋友們鼓勵我申請教職，而我告訴他們我要離開學界。

那時的我發(fā)表了幾篇期刊論文，出了一本學術專著，怎么看都不像一個準備“逃離”學界的人。

我聽到很多人說：那太可惜了。但我不覺得可惜。

我知道我只是幸運地得到了教育機會，那些所謂的“成就”和我的個人努力沒什么關系，而更像長期焦慮和自我否定的副產品。

就像我不好意思讓總夸我的上級知道，我半夜回郵件是因為我晝夜顛倒。

我也不好意思讓上級知道，其實我每次去學術會議、做完演講、教完課回家，都會反復思考有沒有冒犯誰？是不是哪里讓人誤解了？

我的書稿也是，明明有大半年期限，我拖到DDL前的一個月才打開文檔，然后沒有出過家門，每天坐在電腦前十幾個小時，到最后一刻頭暈眼花地提交。

當時的我感覺自己一直在努力假扮“好學生”但力不從心，再繼續(xù)下去就會徹底暴露真面目。

于是，在2024年，我回國了?；貒娜兆?，我一邊寫網(wǎng)文，一邊做遠程研究工作，大部分時間可以睡到自然醒，但這段“自由”的生活并未如預期那樣讓我放松。相反，我的生活因此變得一團糟。

熬夜習慣徹底把我的生物鐘打亂：有時候我從凌晨睡到中午不起床，有時候我天亮了還睜著眼刷手機，下午3點就瞌睡連連。到后來，我會在入睡2小時后就醒來，腦袋像被塞入一個永不停歇的轉盤，對未來迷茫、困惑。

于是，今年年初，我第一次走進醫(yī)院精神科。

我在預約時間抵達，做了幾份問卷后等了兩個小時，中午時分才走進診室。

我用極快的語速壓縮我的健康情況和擔憂，試圖減少醫(yī)生的加班時間。

醫(yī)生很快把我的情緒和身體狀況串聯(lián)起來：睡眠障礙、長期胃病、過敏性鼻炎、多囊卵巢、數(shù)次驚恐發(fā)作、結節(jié)、纖維瘤……

不到30分鐘，我拿到了病歷和處方單，上面寫著：“精神焦慮和軀體焦慮”。

根據(jù)醫(yī)囑吃藥和鍛煉之余，我開始查閱相關文獻，試圖改善焦慮。

就在我接受自己大概是個精神病的時候，一切出現(xiàn)了轉折。轉折點是一位學界同事。他得知我家族中有“多動癥”親屬，請我?guī)退此难芯炕鹕暾垥?/p>

在讀那份申請的過程中，我第一次系統(tǒng)性了解“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這個概念。

神經多樣性包含多種神經發(fā)育差異，比如孤獨癥譜系（AS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妥瑞氏癥（Tourettes syndrome）、閱讀障礙（dyslexia）等。它不是后天突然出現(xiàn)的心理疾病，而是一種從小就存在的神經結構與認知方式，不可能被“治愈”，但可以通過合理地調整和支持系統(tǒng)而減少其帶來的困擾。

全球范圍內，約有1%～2%的人口被認為符合ASD的診斷標準，ADHD則影響著約5%～8%的人群——在兒童中的比例可能更高。若將其他類型的神經多樣性也計算在內，這一群體可占總人口的15%～20%，但他們及其所面臨的困境，卻仍有許多未被充分識別或看見。

最常被“漏掉”的，是那些智力正常的“高功能”女性（傳統(tǒng)的診斷工具和標準主要基于對“白人中產”男童的觀察和研究。在兒童期，男孩被診斷出ASD的比例通常是女孩的3到4倍，而被診斷為ADHD的男孩數(shù)量也是女孩的2到3倍）。她們的特質通常不如男性那樣“典型”：ADHD女孩往往更多表現(xiàn)為注意力不集中，而不是多動沖動；ASD女性的興趣看起來也更“主流”，社交意愿更強。她們中的很多人直到30歲甚至更晚才被確診，往往是在自己的孩子或其他親人先被確診之后，才開始回頭審視自己的人生經驗，并主動尋求答案。

我回憶起過去幾年陸陸續(xù)續(xù)受到的“科普”，幾位好友曾告訴我，她們在成年后才確診ADHD或閱讀障礙。

去年我認識了一位20多歲的朋友，在某次聊天時，她曾隨口提起我們也許都是“高功能ASD（孤獨癥）”。在那之前，我的腦袋里從沒出現(xiàn)過一丁點關于ASD的線索。

那時的我開玩笑地說：“哇，高功能是高智商的意思嗎？那我肯定不是?！?/p>

她解釋道：“高功能是指智力正常，IQ在70以上，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社會支持相對較少?！?/p>

于是我打開手機開始翻聊天記錄，找出一年前朋友發(fā)給我的網(wǎng)站，把上面的自測量表做了一遍。

量表結果顯示我很有可能是神經多樣性人士。

我想到我家族中那些明顯“不一樣”“不對勁”的親人和神經多樣性的高度遺傳性。帶著我一起熬夜的長輩和從來沒有上過班的父親，都讓我意識到這里面或許有基因的作用。

于是我一頭扎進神經多樣性文獻和訪談視頻中，并開始搜索能做成人ASD診斷的醫(yī)生名單——后來我才知道，這種“高強度的信息獲取與求證沖動”也是ADHD/ASD常見特質之一。

為了尋找答案，我見了三位醫(yī)生。

國內能確診成人ASD/ADHD的醫(yī)生很少，光是搶號就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和交通成本。

見每一位醫(yī)生前，我都得搜她們的論文，確保她們有神經多樣性領域的背景；我也在某公眾號搜過醫(yī)生評價，推測她們對“高學歷成年人”尋求確診的態(tài)度，試圖把不可控因素降到最低。

我首先約到一位香港的臨床心理學家做初步篩查。她指出我可能同時是高掩飾型ASD+混合型ADHD。我沒有在香港做后續(xù)的正式診斷，因為私立的價格超出負擔范圍，也不方便開藥。

從香港回來，我在各個醫(yī)院的小程序上嘗試掛號。

這期間，我因為急躁而跑去見了一家私立機構持證的醫(yī)生。對方要我放慢語速，干脆地下了結論：“你都這么大年齡了，確診ASD沒有意義，但是ADHD的藥能讓你正常工作。” 她這么說，是因為ASD的核心癥狀目前尚無針對性藥物，但ADHD有。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掛到浙江某醫(yī)院工作日的“學習困難”門診，那是我定鬧鐘搶了幾周后唯一能搶到的號。和我一起在診室外等待的“患者”里很多都和我一樣，是成年后從其他省市獨自過來就診的。

做過各種量表和認知測試，發(fā)育史和家族史詢問，血檢和腦影像圖后，我獲得了ASD和ADHD的正式診斷。

近年來，ASD與ADHD共存的這種情況被稱為“AuDHD”。

確診給我最直接的感受是：ASD/ADHD的診斷，遠比我預想的復雜。

雖然存在臨床指南，但對這些神經發(fā)育差異的診斷并無固定統(tǒng)一的流程。沒有任何一項生理檢查能直接判定ASD或ADHD，最終的診斷依賴醫(yī)生的觀察和綜合判斷。

而且，從“神經典型”（通常意義上的“正常”）到“神經多樣”這一廣闊的光譜上，兩者間的界限也并非靜止不變，而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持續(xù)變化。

直到2013年，ASD和ADHD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才被允許可以共同診斷。

這意味著在十多年前，如果我去醫(yī)院，大概率只會收到“阿斯伯格綜合癥”或“ADHD”的診斷，甚至被當作單純的焦慮癥去開藥治療。

神經發(fā)育差異是伴隨終生的，這意味著一個人的ASD/ADHD特質從小就會顯現(xiàn)?；仡欁约旱某砷L，我看到了那些特質，也看到了它們是如何被掩飾的。

我意識到睡眠障礙和焦慮似乎是我的“出廠設置”，這似乎是由于神經發(fā)展差異而引發(fā)的長期壓力下的自然反應。

在網(wǎng)上，常有人用“智商代償”來解釋許多“高功能”個體為何沒有早早被發(fā)現(xiàn)，仿佛神經多樣性導致的困難可以靠智商輕松彌補。但實際上，背后更深的機制是一種名為“偽裝”或“掩飾”的行為策略：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學習、模仿旁人的行為舉止和社交方式，讓自己看起來“正?！?。

女孩往往更擅長掩飾。她們知道，真實的自己可能不被大眾接受，于是在日復一日中反復模仿和修正，目的是適應社會對她們的期待。

由于癥狀不如男性“典型”，加上從小努力掩飾，很多ASD/ADHD女孩可能比同齡人顯得更“懂事”。與此同時，她們也更容易出現(xiàn)睡眠障礙和焦慮情緒——因為對她們來說，維持“正常表現(xiàn)”，靠的從來不是聰明，而是時刻的警覺與持續(xù)的自我調整。

在香港的醫(yī)生告訴我，和我一樣的存在高度掩飾行為ASD女性其實很多，我們長期在社交場合中壓抑自己的自然反應，模仿主流行為，以融入環(huán)境。聽她解釋完，我才意識到，原來很多人不需要提前演練，他們能自然而然地回應寒暄，也能及時感知到自己和對方的情緒變化。

而在第一次服用針對ADHD的藥“專注達”（鹽酸哌甲酯緩釋片）那天，我的腦袋里出現(xiàn)什么想法就自然而然執(zhí)行，沒有任何猶豫和拖延。服藥后，我像很多成年后才確診的ADHD那樣，既感到解脫，也不免心酸——原來沒有啟動困難、能控制專注力的生活是這樣的。

給我正式確診ASD和ADHD的醫(yī)生問我是不是刻意訓練過眼神接觸，我說是的，但就像她后來指出的那樣，我很難在交談中一直看著對方的眼睛。

我說我好像“裝”累了，不知道自己在裝誰。

醫(yī)生說：“你不用一直戴面具（masking）呀，在重要場合裝一下就好?！?/p>

確診后，我最先告訴的人是在英國的朋友K。她秒回：“Welcome to the Party!”并附上一串小煙花表情。

K也是從小成績優(yōu)異的孩子，但是在讀碩士期間，她感到越來越吃力。然而她導師認為這個亞裔女學生無法按時完成任務只是因為懶，甚至對她說，一個讀到碩士的人是不可能有閱讀障礙的。K的導師還抱怨道：“什么閱讀障礙和焦慮癥啊，都是這些學生的借口，他們就是想晚幾天交論文。”

后來，K終于等到教育心理學評估，專家發(fā)現(xiàn)她在紫色覆膜紙上的閱讀速度比普通黑白紙快23%，她多年的困擾得到了解答。

24歲的她配了人生第一副針對閱讀障礙者的特殊色（Irlen）鏡片。

K感慨道：“換上那副眼鏡后，我終于覺得我的生活正常了！”

因為遲來的確診和冗長的投訴流程，K拖了幾年還沒拿到碩士學位證。她去了一家致力于為神經多樣性人士營造無障礙環(huán)境的企業(yè)工作。

我還有一位在丹麥的同事Y，他的小女兒給我的印象是活潑健談，喜歡可愛的貼紙和K-pop。后來Y提到小女兒的學?？梢越o她延長交卷時間，我才知道她被確診為ADHD。

Y的大女兒則是在青春期因為挑食而被診斷為進食障礙，還是因為他的堂妹有教育神經學背景，主動提供建議和幫助，才讓原本需等三年的ASD評估提前完成。

她們和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

還有很多的ASD/ADHD女性沒被看見，她們可能被貼上“玻璃心”“冷漠”“不合群”“急躁”“孤僻”等負面標簽，在性格缺陷和情緒問題的懷疑中長期掙扎，卻從未獲得合理的解釋和支持。誤診和漏診還會導致一系列不準確和不必要的診斷，如雙相情感障礙、邊緣型人格障礙、精神分裂；長期缺乏理解和支持，還可能真正催生或加劇心理健康問題。

確診后， 我發(fā)過一條和AuDHD相關的分組朋友圈。之后兩天里，有五個女性朋友私聊我，詢問ASD/ADHD的自測量表和診斷資源。

一個朋友告訴我她早前就被診斷為ADHD和焦慮障礙，但她和她周圍的人從未想過ASD的可能性。她開始在空閑時間了解AuDHD，并考慮確診。

也有朋友表示，想等生活穩(wěn)定下來后再考慮確診——即使她們已經意識到癥結所在，但她們擔心ASD/ADHD診斷會影響之后找工作或買保險。

還有個朋友給我發(fā)了一串擁抱表情，說：“我的感覺就是你很社會化了，但你要表現(xiàn)出來讓我們大部分人舒服，你費了很大的力氣，就很內耗?！?/p>

在全球范圍內，ASD等神經多樣性的確診依然是件奢侈的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一個在丹麥的朋友跟我說她快要放棄確診了。她查過離家最近有資格診斷ASD的公立醫(yī)療機構，最快也要兩年才能確診。私立機構則不用等那么久，評估費用為一到三萬元人民幣。

另一個在英國的朋友說，她所在地區(qū)做成人ADHD篩查的等待時間是四年。她苦笑著說：“別說ADHD開藥什么的，我連免費的心理咨詢都薅不到?！?/p>

即使獲得確診，理解和支持并不總隨之而來。

在公立醫(yī)院確診的那天，我看到一個高中生模樣的女生和她家長坐在診室外，家長大聲數(shù)落她、說她肯定是裝病，就是找借口偷懶不學習。女生沒有反駁，一直在默默擦眼淚。

我想，這樣的對話她應該已經經歷很多次了。

我的長輩也不接受、更不明白我為什么主動給自己“找病”。

無論我如何引述最新的研究，如何用直白的語言介紹ADHD和ASD目前的診斷和應對方案，“心理疾病”和“神經多樣性”這兩個詞在長輩的眼里沒有區(qū)別，他們說：“你沒??！不要吃藥，好好地把腦子吃壞了。”

朋友開玩笑說：“一只ND（neurodivergent，指神經多樣性人士）確診，說明家里還有一窩沒確診?！?/p>

正因為這種高度遺傳性，家庭中的成員可能對此類特質習以為常。

長輩不認為我挑食，因為他們同樣只吃自己偏愛的幾樣食物，也很容易過敏和犯胃病。

長輩不覺得我們放假回家就熬夜上網(wǎng)有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也從沒有過規(guī)律作息。

我小時候表情很少，他們認為這是我“表達含蓄”。哪怕我小學的班主任曾和他們說過我“太內向”，懷疑我“抑郁”，他們也覺得我只是太愛看書了。

唯一讓他們頭疼過的是我有段時間怕水，死活不愿意洗澡，長輩覺得這是因為我“缺乏安全感”。

每當我想繼續(xù)對話，就聽到他們說：“都這么大歲數(shù)了，確診還有什么意義？”這讓我想起一本叫作《面具下的她》的書：“女孩沒有被看見，因為沒有人費力去找過，但是，女孩自己得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p>

我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我相信是有的。這份意義不僅僅是指開處方藥之類的實際用途，或是延期交卷的之類的系統(tǒng)性支持，確診也可以是理解自己的鑰匙。

我明白對一些人和他們所在的家庭來說，被診斷為ASD/ADHD可能會引發(fā)混亂、羞愧，甚至絕望；但對我和與我類似的人來說，確診能解開長久以來的困擾，從而減輕因不理解自身行為模式而帶來的焦慮和自我厭惡。

獲得確診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還要根據(jù)個人情況決定是否進行相應的藥物干預或尋找心理治療。

治療ADHD的藥“專注達”在很多地方都經常缺貨，我和很多確診的ADHD那樣，“開了這頓沒下頓”，后來換了一個比較“好開”也更便宜的藥。

在搜集和嘗試各種應對策略的同時，我加入了幾個社群。

兩周前，我參加了一場線上分享會，其中一位年輕的ASD女性讓我印象深刻。她畢業(yè)于一所知名大學，成績優(yōu)異，同時也遭遇過校園霸凌。她負責產品銷售——這對許多ASD個體而言是極具挑戰(zhàn)的職業(yè)。

說到自己如何戴著社交面具，推銷自己并不認同的產品時，她的聲音顫抖，不停說“對不起”。

評論區(qū)里不斷有人回復她：“你不需要道歉?！?“你真的很厲害！”“非常謝謝你的分享！”有人表達了相似的經歷與情緒，告訴她：“我看見你了，你不孤單?！?/p>

一些更年長的人為她出謀劃策，討論如何把興趣發(fā)展成副業(yè)，脫離讓她喘不過氣的工作。

這場持續(xù)三個小時的線上分享，從個人的經驗訴說，慢慢延展成一個彼此支援的空間。

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一紙遲來的診斷并不是打擊，而是一份說明書——它讓我們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規(guī)劃人生地圖，也重新選擇是否要戴上、戴多久、戴什么樣的面具去面對世界。

編輯 | 三三 實習 | 琦萱

小阿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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