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明朝亡于李自成，清朝“黃雀在后”入關，由邊疆割據政權成為全國性政權，開啟全國性統(tǒng)治。

清朝入關以后的第二位皇帝清圣祖康熙帝在位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是清朝的第76年，也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后的盛世之康雍乾盛世的第一階段。

在兩年前，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春，準噶爾部大汗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之侄）出兵進攻西藏，占領拉薩，并且將清廷支持的蒙古和碩特部首領拉藏汗殺死，意圖控制藏傳佛教格魯派，控制西藏，再進而影響到信奉格魯派的蒙古諸部，當時康熙帝緊急下令駐扎在西寧的清軍向拉薩開進，并在途中與和碩特部的軍隊匯合，雙方共有七千余人，結果因為輕敵冒進而被準噶爾部全殲。

康熙帝再一次面對巨大的挑戰(zhàn)，準噶爾部很可能會進一步徹底控制西藏，那青海岌岌可危，蒙古諸部也會受到很大影響，屆時他面臨的壓力將會比當年面對噶爾丹的壓力還要大。

因此康熙帝經過深思熟慮以后，以第十四子胤禵為大將軍王，以天子親征的規(guī)格率軍驅準保藏，最終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月，清軍將準噶爾部驅逐出西藏。

該事件有著兩大重要意義，一是清軍首次入駐西藏，對于西藏的控制力大為加強，在此基礎上，康熙帝決定排除蒙古諸部長期以來對西藏的影響，開始宣稱蒙古諸部不再是格魯派的保護者，清廷才是格魯派的保護者，并且留下軍隊和兩位大臣長駐拉薩，可以視為駐藏大臣的前身，又啟用西藏地方貴族執(zhí)政，使其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兩相結合下極大加深了對西藏的統(tǒng)治。

康熙帝此舉不只是使得清朝的疆域進一步西擴，更是進一步鞏固了清朝在西藏、青海、蒙古諸部的統(tǒng)治，奠定了雍正帝時代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收復青海，乾隆帝時代平定了準噶爾部，收復新疆的基礎。

二是胤禵為大將軍王也意味著九子奪嫡達到新的高潮，因為清朝是家族式開國，是上陣父子兵，因此在初期并非一般王朝那般是儲君坐鎮(zhèn)京師，不輕易領兵出征那般，像康熙帝就授予諸子很大的實權，以子嗣作為維護皇權的重要一極，并且在出征時還下令皇子參與戰(zhàn)事，他讓胤禵率軍獨當一面，很明顯是對他另眼相看，在儲位空懸的時期，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信號，所以胤禵在當時被朝野上下認為是康熙帝默定的儲君。

康熙帝對于胤禵也是表現出很大的重用和信任，胤禵在出征期間，甚至可以代表了他的意志，因此在西藏的藏文記載中，甚至有直接稱呼胤禵為皇太子的記載。

渠料次年十一月，康熙帝突然駕崩于暢春園，根據《清世宗實錄》、《清高宗實錄》、《上諭內閣》等史料記載，康熙帝因為是突然駕崩，所以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場，由隆科多口述康熙帝遺命，立皇四子胤禛為新皇帝，之后根據隆科多口述遺命內容潤色而成《康熙遺詔》。

因為只有隆科多這個唯一“人證”，由此引發(fā)了雍正帝篡位風波，在當時不只是八爺黨不服雍正帝，很多王公大臣也是不服雍正帝，像康熙帝的表弟鄂倫岱就曾將雍正帝的諭旨直接扔在地上，使得雍正帝下不來臺。甚至雍正帝的生母德妃都不愿意當皇太后。

雖然之后雍正帝親自在《大義覺迷錄》的大作中解釋此事，是改變之前親口說得只有隆科多一人在場的說法，而是說道當時不只是隆科多一人在場，還有其他七位皇子在場見證，更是有著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拙劣感。

因為當時雍正帝已經徹底掌握大權，殘酷打壓了八爺黨等反對派，威壓諸王大臣，形成了“一言堂”，而他所說的七位皇子，要么已經被他打壓致死，諸如八阿哥胤禩。要么已經被圈禁，諸如十阿哥允?。要么就是謹小慎微之人，雍正帝說什么就是什么，諸如七阿哥允祐。要么就是雍正帝的鐵桿，諸如十三阿哥胤祥。至于隆科多更是已經死去。

所以雍正帝雖然勉強壓住了篡位的爭議，但其前后矛盾的說法，即使依靠皇權掩蓋了一時，也不可能永遠掩蓋，他的篡位爭議也是一直持續(xù)到今天，成為一個未解之謎。

當然無論雍正帝是不是正常繼位，他接棒康熙帝，繼續(xù)康雍乾盛世，使得清朝繼續(xù)保持巔峰狀態(tài)，繼續(xù)延續(xù)了清朝初期連出雄主的狀態(tài)，用成績證明了自己，所以篡位與否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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