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5日，一個貧病交加的老人在廣東湛江病逝。

這個老人名叫謝育才，也是在前一年，即1976年，他再一次被黨組織上定性為“叛徒”，并被開除黨籍，這是他一生革命中，第三次被定為“叛徒”，并被開除黨籍。

不過很明顯，這件事情其中另有隱情。

謝育才過去不知道向上級申訴了多少次，但始終都是石沉大海，晚年住在湛江，貧病交加之際，他心里想的也是這件事，好在這么多年苦難的生活，妻子王勖始終不離不棄，陪伴在他身邊，使他能有一個說話的人。

“我雖歷盡坎坷，但堅信組織最終會理解我對黨、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事業(yè)的一顆赤誠之心。”

謝育才在留下遺言后，一再叮囑妻子，一定要代他向黨表明心跡，澄清事實，承認他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事實，否則就是死也不瞑目。

那么，謝育才身上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這還必須要從抗戰(zhàn)時期“南委”事件說起。

一

“南委”即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南委1940年6月成立的，主要是代表南方局負責領導華南地區(qū)黨組織。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為了更好的領導全國的抗戰(zhàn)工作，中央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以劉少奇為主的中原局（在河南確山），成立以周恩來為主的南方局（在重慶），并改東南分局為東南局，仍由項英領導。

南方局實際上就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等于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不過，因為抗戰(zhàn)的關系，南方局與在華南地區(qū)的黨組織聯(lián)系并不方便。

1940年6月，為了更好的領導華南地區(qū)黨組織，南方局請示中央后，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員會，以便于對華南地區(qū)黨組織實行就近領導。

圖南方工作委員會舊址

南方工作委員會成立后，方方任書記，張文彬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涂振農(nóng)任宣傳部長，王濤任委員兼閩西特委書記，姚鐸任秘書長。方方、張文彬、涂振農(nóng)、王濤、郭潛等為委員。下轄江西、粵北、粵南省委和瓊崖、湘南、潮梅、閩西、閩南特委，以及廣西省工委等黨組織。

應該指出的是，南委成立后不久，即遇到了國民黨當局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冬，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組織“江西特工委”在江西與湖南交界的界化隴汽車站對過往旅客進行檢查時，發(fā)現(xiàn)時任中共南昌市委書記張紹祖（又名張健行）及其妻許樾（中共黨員）攜帶的行李中有數(shù)冊革命書籍，隨即將二人扣留。

張紹祖夫婦被捕后即叛變，隨即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組織機構，還對關押在馬家洲集中營的地下黨員進行辨認。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對張、許兩人假釋后，通過聯(lián)系中共吉安縣婦女支部書記萬國英，萬國英被捕后也叛變。

張紹祖、萬國英被捕后叛變，直接導致了江西省委一大批領導干部被捕，這其中不少人都叛變革命，因此在整個1941年，江西省委就已經(jīng)完全遭到敵特破壞，甚至就連電臺也被敵人掌握。

應該指出的是，在國民黨當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遠在延安的黨中央也意識到了南委工作環(huán)境惡劣，南方局為此還特意致電提醒。

可對于這一切情況，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郭潛卻一無所知，甚至在給南委的報告中，也絲毫沒有提到這個情況。

二

1941年5月，謝育才遵照南方局指示趕赴江西，接替郭潛出任江西省委書記，并調郭潛出任南委組織部部長。謝育才的夫人王勖也一起調江西負責婦女工作。

謝育才到了江西以后，才發(fā)現(xiàn)江西的情況與郭潛匯報給南委的情況有出入，但他還沒來得及有所動作，即被敵特掌握行蹤后秘密逮捕。

與謝育才一同被捕的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駱奇勛被捕后即叛變，出賣了還在吉安待產(chǎn)的王勖以及林鳴鳳夫婦。

王勖被捕后在獄中生下的孩子謝繼強。

謝育才本來還在考慮如何獄中與敵斗爭，但事實上就是敵人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甚至整個江西省委黨組織都已經(jīng)被敵人掌握，之所以留著沒動，就是想要擴大破壞范圍，最好是能把江西省委以及南委領導機關一起連根拔起。

不久之后，敵人假借謝育才得名義，寫信給代理省委書記顏福華，致使本已經(jīng)隱藏的江西省委機關被敵人完全破壞。

隨著顏福華被捕后也叛變，我黨在江西的黨組織機構也被徹底破壞，甚至敵人還掌握了江西省委的電臺，并不斷地利用電臺向南委發(fā)送消息，企圖更進一步掌握南委的情況。

可南委當時對這一情況尚一無所知。

根據(jù)時任南方局機要科科長的童小鵬回憶：

“到1942年間，江西省委所屬黨組織基本被瓦解，44個縣委，200多個區(qū)委和絕大部分支部都遭到了國民黨頑固派摧殘，2000多名黨員被投入監(jiān)獄，2000多名農(nóng)村黨員被強行管制，對于這么嚴重的一件大事，南委有大半年的時間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br/>

為了徹底的破壞南委，敵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謝育才身上。

本就是叛徒出身時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的馮琦（顧順章事件中被捕叛變）為了勸降謝育才，更是親自向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寫出書面報告，并申請了一大筆的經(jīng)費。

為了能從情感上打開突破口，敵人最初將謝育才、王勖夫婦關在一起，以便于使他們“團聚”，后來見沒有效果，就許以高官厚祿勸降，但謝育才還是不為所動，惱羞成怒的敵人對他們夫婦施以酷刑，但他們仍毫不動搖。

圖|馬家洲集中營舊址

國民黨江西省特辦處總干事莊祖方（此人也是叛徒出身）為了逼迫謝育才夫婦屈服，搶走了他們的孩子。不料此事激起了獄中同志們憤慨，敵人擔心監(jiān)獄出事，迫于無奈之下，只好把孩子還給了王勖。

在無法勸說謝育才的情況下，敵人只好另外想辦法。

1942年初，馮琦、莊祖方利用繳獲的江蘇省委電臺致電南委，希望能派人去當面匯報，計劃利用南委提供的聯(lián)系方式，順藤摸瓜抓捕南委領導成員。

當時，江西省委電臺已經(jīng)半年多沒有與南委聯(lián)系，此番突然有了消息，立刻引起了南委領導成員的警惕，然而令人詫異的是，當時南委將省委轉來的電文給原來在江西省委工作過的郭潛（時任南委組織部長）、涂振農(nóng)（時任南委宣傳部長），兩人卻并沒有警惕，還認為毫無問題。

郭潛后來在聯(lián)絡江蘇省委過程中被捕，隨即叛變，之后隨著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后，仍受重用，并于1958年進入國民黨特務機關最高層。

之后通過郭潛指認，涂振農(nóng)也被捕叛變，南昌解放后投案自首，1951年被判處槍決。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南委副書記張文彬也一同被捕，但他在獄中堅貞不屈，后來被迫害犧牲在獄中，被同樣出賣被捕的廖承志，則是因為父親廖仲愷以及母親何香凝的關系，于1946年1月營救出獄。

在如此環(huán)境下，還能堅持斗爭的人，讓人不禁欽佩。

三

從謝育才被捕的那天開始，他就無時無刻在想辦法，怎樣才能向南委傳達江西的情況，當時敵人已經(jīng)有意要通過控制的江西省委的電臺來誘騙南委上鉤，南委處在空前的危險中。

一開始，謝育才考慮寫密信，讓獄中關押的普通民眾、（這部分人更容易被釋放）把信帶出去，但對于釋放出獄的人，敵特搜身的很仔細，連著帶了幾次信，都被搜了出來。后來謝育才又考慮讓獄中民主人士出獄后傳信給南方局，但這部分人當時不太容易獲釋。

等于說送信這條路就被卡死了。

沒辦法的情況下，謝育才只好考慮越獄。

謝育才用牙膏皮制作了腳鐐的鑰匙，能夠順利打開腳鐐，但可惜的是，制作成的牢門鑰匙后來斷在鑰匙孔里面，這令敵人加強了對他們的看管。

1942年1月，謝育才接到了獄友傳來的消息：

“山上的小鬼下來了?！?br/>

謝育才立刻意識到，江西省委組織機構已經(jīng)完全被破壞，這樣一來，南委的處境就更加危險，為了讓敵人放松警惕，謝育才決定假裝“自首”，放棄立場，以放松敵人警惕。

1942年2月9日，謝育才、王勖一家被敵人從馬家洲集中營轉移至泰和關押，因為是“自首”的關系，謝育才一家此次被轉移關押后，條件上有所好轉，后來謝育才犯了胃病后，敵特為了徹底感化他，就把他轉移到泰和近郊一個獨院里，雖然還是處在被關押狀態(tài)，但行動上有了便利。

為了逃跑更加順利，謝育才勸說妻子：

“孩子太小，攜帶不便，暫時放棄吧?！?br/>

王勖雖然愿意與丈夫同生共死，但身為一個母親，讓她放棄孩子比之深受酷刑還難受，但為了黨的事業(yè)，王勖違心的同意了丈夫的意見。

1942年4月29日，謝育才夫婦趁著敵人看守松懈，從被看押的地方翻窗子逃出，在逃出之前，他們寫了張字條留在院中青石上：

“孩子沒有罪，希望不要因為政治信仰不同而殺害他。”

當時，謝育才夫婦萬般無奈，為了黨的事業(yè)犧牲孩子，但作為父母，他們又不能不考慮，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敵人仁慈上。

謝育才夫婦逃出后，幾經(jīng)輾轉與南委取得聯(lián)系，并告知了江蘇省委的情況。

謝育才、王勖的兒子謝繼強被特務莊祖方養(yǎng)大后，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后，莊祖方將孩子帶去了香港，廣東省委后來派人策反了他，謝繼強這才回到祖國，與父母團聚。莊祖方后來還特意致信給謝育才：

“雖然信仰不同，但養(yǎng)大孩子卻是真心?！?br/>

不過也很遺憾的是，因為此事過后不久，就又發(fā)生了郭潛、涂振農(nóng)以及張文彬被捕的情況，謝育才因此而受到懷疑，不僅“舍己救黨”行為不被承認，反而還因為他在獄中簽過自首書，被認定是背叛，開除了黨籍。

抗戰(zhàn)勝利后，組織上重新審查謝育才，給他的定性仍然是背叛，但考慮到他多年貢獻，承認其黨員身份1945年2月參加韓江縱隊起算。

可到了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接回兒子的舉動，加之當時廣州市公安局發(fā)生了“兩陳事件”，廣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長陳泊、第四副局長兼第一處處長陳坤被撤職關押，謝育才同時受到牽連，被認定是與敵特有聯(lián)系，加之當年獄中自首書的情況并未說情，被二次開除黨籍，并被定性為叛徒。

謝育才一邊工作，一邊申訴，一直到1957年才因工作成績突出，才又重新批準入黨。

然而在那個特殊年代里，謝育才因為曲折的經(jīng)歷，再次受到牽連，1976年，謝玉才再次被定性為叛徒，并第三次開除黨籍，當時謝育才已經(jīng)年過七旬，遭此打擊，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圖|謝育才夫婦報警（韶關市博物館陳列）

1977年，謝育才病逝，也就是在同一年，廣東省委撤銷了他“定性為叛徒，開除黨籍”的處分。

隨著撥亂反正開始以后，不少老同志紛紛反應謝育才得情況，至1988年，中紀委取消了1951年華南分局紀委對他開除黨籍的決定，同年，中紀委在經(jīng)過中央批準后，向全黨發(fā)出了通知，承認了謝育才1926年入黨的資格，并恢復了他1926年至1945年的黨齡、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