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尾巴”

這位小戰(zhàn)士之所以會“照顧”汪鋒，主要是因為汪鋒有機會跑而未跑。

部隊夜渡丹江時，負責押解汪鋒的這位小戰(zhàn)士睡著了。

汪鋒叫醒他，在他的押解下追上部隊。

小戰(zhàn)士問汪鋒：你怎么不跑？

汪鋒答道：紅軍是我的家，我回到咱們部隊啦，為什么要跑呢？

小戰(zhàn)士說：你是犯人哪！

汪鋒說：我這個犯人將來會弄清楚的，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的。

這個情況，小戰(zhàn)士向上級做了匯報。

有位領導問汪鋒：能跑掉為什么不跑？

汪鋒答道：如果從紅軍隊伍中逃跑，以后無法證明自己。

戴季英

對張漢民遇害的情況，戴季英在1980年代的訪談中披露：“處決張漢民是經鄂豫陜省委討論決定的”，“當時聽汪鋒說張漢民部有黨組織，張漢民是黨員，紅二十五軍負責人徐寶珊說張漢民部黨組織是假的，張漢民是叛徒”，“省委書記徐寶珊、軍長程子華找張漢民談話，徐寶珊提出張漢民反動要槍斃，后由保衛(wèi)部部長（又稱政務科長）朱仰辛（興）監(jiān)督用刀殺掉?！?/em>

戴季英還說：張漢民被俘以后，在關押期間曾給漢中地下黨寫過幾封信，找黨的關系和證明人，但都沒有回音。后因情況緊張，徐寶珊決定將其處死，殺于龍駒寨。

送出的信有沒有回音，都救不了張漢民，因為二十五軍對張漢民已經成見很深。

戴季英在西北局高干會上說過：關于張漢民問題，二十五軍的同志認為他是叛徒右派反革命，據我們知道西安沒有共黨市委，就認為張漢民所說他與西安市委的關系，是右派叛徒市委，是張漢民等叛徒的黨，認為他所說西安市委與陜甘黨有關系，也是右派反革命關系?！?。然而我們在思想上，從張漢民問題認西安市委與陜甘黨有關系，而認為是右派關系的出發(fā)，就認為“陜甘有問題”，這樣預先成見。

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吳煥先言辭懇切地寫道：陜西黨的階級路線蒙糊，他們上層負責同志與法西斯蒂分子有經常的關系，如張漢民自認是二十二年加入法黨，并布置有他的組織，利用黨的關系，打入到我黨而施行其反革命陰謀的破壞（陜西黨內、紅四軍團及紅二十六軍中都有他派的布置）。陜西黨的接頭機關多在此種分子的家中，……，我們不是神經過敏誣蔑懷疑陜西的組織，確實黨的無產階級基礎薄弱，大多是小資產階級學生……不深入不刻苦下層勞動群眾的工作，盡是上層階級的活動，請中央審查他們的工作，并設法改造其組織，并防其奸細作用。當然我們不是說西安黨無真正黨員。

郭述申

郭述申兩次從肅反中死里逃生，他對肅反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

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郭述申一陣見血地指出：二十五軍是有國燾路線的殘余的。國燾肅反政策的一種思想——要推進工作、開展工作，中心的一環(huán)就是肅反，以肅反為推動工作的中心。……。國燾路線的并吞政策，表現在從個人主義、從局部的利益出發(fā)，從部分的利益出發(fā)。

二十五軍系統(tǒng)非常抱團，在他們的集體敘述中，九間房雖有錯殺，九間房戰(zhàn)斗非打不可。

郭述申在1980年代的訪談中認為：（即使九間房真是非打不可），殺張漢民是不對的，不應殺俘虜，何況張漢民是共產黨員。

汪鋒

張漢民之死，以及一路跟隨二十五軍長征的跌宕經歷，給汪鋒留下巨大的心理創(chuàng)傷。

晚年之時，汪鋒還常在夢中呼喊：“漢民！漢民！”

經汪鋒、閻揆要一再向中央告狀，張漢民等終獲平反昭雪。

1942年12月，中央在《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在陜南錯誤的處理張漢民。

1945年4月，中組部將張漢民列入《死難烈士英名錄》，并在七大上追認張漢民為革命烈士。

二十五軍軍旗

據戴季英回憶：“省委書記徐寶珊同汪鋒談話后說汪鋒是偵探，張漢民是反動分子，把汪鋒扣留起來?！?/p>

汪鋒自己總結的沒有被殺的第二個原因是：陜西省委派來的人要求見我。一次，陜西黨（實為姜旭初）派秋宏把一批文件送到紅二十五軍。秋宏來時，化裝成農民，在楊家斜找到紅二十五軍。秋宏向他們打聽我，并要求見我，他們同意了。這時，紅二十五軍還搞不清楚我究竟是不是反革命。

汪鋒的總結沒有抓住要害。

如前所述，鄂豫陜省委和二十五軍對陜西黨根本就不信任，但不知為何，他們還是允許秋宏會見汪鋒。

汪鋒作為“犯人”，一路跟隨二十五軍走完長征，他自嘲自己是長征“尾巴”。

7月2日，二十五軍在山陽縣袁家溝口設伙，全殲楊虎城部警1旅，俘虜旅長唐嗣桐。

戰(zhàn)斗結束后，紅二十五軍再度轉移到商縣楊家斜休整。

7月初的一天，看管人員通知汪鋒多打幾雙草鞋，

這時監(jiān)管已寬松很多，汪鋒可以和張明遠說話了。

汪鋒和張明遠各打了一雙草鞋。

第二天清早，一個戰(zhàn)士把張明遠打的草鞋交給汪鋒。

汪鋒問：這不是那個“犯人”打的嗎？

戰(zhàn)士說道：那個犯人放走了，給你穿吧。

汪鋒憑著直感知道：壞了，張明遠已被殺！

真正保住汪鋒性命的是他的上海中央局軍委特派員的身份。

吳煥先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特地提及：由敵人便衣隊中來一個自稱中央軍委特派員，名王烈君（汪鋒當時的化名），使命是中央派來找陜西黨的線索及張漢民部；據張漢民供，他是去年派到中央軍委去發(fā)生關系。此人又無介紹信及證明，此人究屬何種人？請示悉。

汪鋒總結的他取得二十五軍的信任的第三件事是：河南信陽道委派人來二十五軍聯絡，聯絡人員證明他是上海中央局派來的，他認為這是關鍵。

信陽道委來人后，二十五軍對汪鋒的監(jiān)管明顯放寬，頭上的“狗頭帽子”取掉，也不用每天背上幾十斤大米了。

待遇改善后，汪鋒和戴季英、朱仰興談過一次話。

汪鋒表示：殺張漢民是不對的。張明遠是警3旅黨的負責人，我離開陜南時把黨的關系交給他了。我有問題，他也有問題。我既然沒有問題，他也不應該有問題。

汪鋒所說的信陽道委來人，即是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

石健民是吳煥先的發(fā)小，是老資格的鄂豫皖領導人。

他長期默默無聞地從事交通工作，成仿吾從鄂豫皖蘇區(qū)到上海中央局匯報工作，程子華從上海到鄂東北蘇區(qū)，都是經由石健民一路護送。

吳煥先向中央提交的報告也由石健民帶走。

石健民趕到上海時，上海臨時中央局已撤離，石健民想盡方法，不能找到接頭人，只好慕名找到魯迅，請先生代為轉交。

魯迅把這份報告和方志敏《可愛的中國》的遺稿，一起轉交給宋慶齡。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石健民繼續(xù)擔任新四軍交通員，被捕后犧牲在立煌縣。

石健民歷盡千難萬險，于7月15日找到二十五軍在終南山下的駐地。

石健民帶來中央文件、密碼本，以及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的消息。

當晚，鄂豫陜省委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率領二十五軍西征北上。

汪鋒繼續(xù)以“囚徒”身份，跟隨二十五軍長征。

汪鋒不知自己會不會在哪天突然被處決，他的惡夢不斷，無法解脫。

二十五軍行經周至秦嶺山區(qū)時，押解的戰(zhàn)士告訴汪鋒：殺了一個人。

汪鋒感到即將大難臨頭，為此惶恐數日。

直至建國后，汪鋒也沒搞清這次被殺的是張漢民部被俘人員，還是二十五軍人員。

與汪鋒一起被保衛(wèi)部押解的勞役隊中，還有300余名從鄂豫皖一路走來的被冤屈人員，他們的罪名多是“AB團”、“改組派”之類。

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后，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看到中央開始糾正陜北肅反，向毛澤東匯報二十五軍還有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在服苦役。

毛澤東問徐海東：這些同志跟著長征一路，吃了很多苦，為什么還當“反革命”？

老人家要求徐海東親自去給這些同志“摘帽子”，是黨員的恢復黨籍，是團員的恢復團籍。

徐海東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時，被冤屈人員當場和徐海東哭成一片。

徐海東

7月下旬，二十五軍抵達留壩縣江口鎮(zhèn)進行休整。

在整編部隊時，因為鄂陜游擊師師長阮英臣等8人不愿離開陜南家鄉(xiāng)北上，二十五軍再開殺戒。

得知二十五軍在江口又殺了10余人，汪鋒膽戰(zhàn)心驚，非常擔心自己被視為“累贅”而被殺掉。

9月12日，二十五軍抵達陜甘邊區(qū)蘇所在地甘泉縣下寺灣。

經陜甘邊區(qū)蘇負責人證明，汪鋒獲釋。

汪鋒的安心日子沒過幾天。

張漢民事件是陜北肅反的重要誘因。

就如郭述申所言：處理張漢民以后，就認為陜西的黨不可靠，有許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著不信任的態(tài)度進的陜北。

9月15日，二十五軍抵達永坪，與西北紅軍會師，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合編為十五軍團。

合編后，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徐海東、郭洪濤、戴季英六人召開座談會。

座談中，程子華、徐海東、戴季英介紹了在陜南圍殲警3旅的情況，以及張漢民在被俘后交代的他與軍委、西安黨組織、二十六軍之間的聯系的情況。

據程子華回憶：張（漢民）供詞內談有不少學生在二十六軍，這使我、徐（海東）、郭（述申）、戴（季英）對二十六軍內部混入反動派動搖分子，已有成見。

朱理治本來就“懷疑劉(志丹)、高(崗)有問題”，聽完程子華、徐海東、戴季英的介紹，更是覺得“陜甘邊右派問題很嚴重”。

與會六人共同商定：立即開始“肅反”，重點在張漢民已有“布置”處，即紅二十六軍和陜甘邊蘇區(qū)。

“張漢民已有‘布置’”，真是一點都不冤。

如果不是不幸被錯殺，張漢民就是當之無愧的陜西現代革命史前半部的見證人。

張漢民從駐守三原期間開始，一直和陜甘邊游擊隊（后改為紅二十六軍）有密切聯系，被譽為陜甘游擊隊的“模范運輸隊長”。

張漢民部被同志們稱為“黨的干部倉庫”，他不僅秘密協助地方黨和紅軍游擊隊工作,向陜甘邊游擊隊提供槍支彈藥，還向他們輸送了不少干部。

1930年，上海中央局任命張漢民為陜甘特派員。

張漢民在西安設立三處交通聯絡站，為過境的中央派出人員提供便利。

令人扼腕的是，因為領導人成見在先，紅二十六軍、陜甘邊蘇區(qū)被他們和已被錯殺的張漢民綁定在一起，成為陜北肅反的重點。

陜北肅反啟動后，汪鋒再次被捕，從下寺灣押解到瓦窯堡，投進省政保局監(jiān)獄。

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負責對汪鋒的審訊。

因為戴季英已在陜南審過汪鋒，已有汪鋒的材料在手，聶洪鈞對汪鋒的審訊基本上是走過場，汪鋒因此免受不少皮肉之苦。

汪鋒被定為“AB團”，重新戴上“狗頭帽子“，一遍一遍地寫檢查。

中央紅軍在吳起鎮(zhèn)休整期間，保安獨立營教導員龔逢春和營長馬福冀趕到吳起鎮(zhèn)，代表陜甘邊游擊隊歡迎中央紅軍，向中央匯報陜甘邊和陜北蘇區(qū)的基本情況。

龔逢春就肅反問題作出特別匯報。

毛主席非常重視，當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派國家政保局局長王首道緊急前往瓦窯堡接管陜甘晉省保衛(wèi)局，汪鋒等被捕人員獲釋。

汪鋒對17路軍的工作被毛主席譽為“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典范“，他也因此進入老人家的法眼。

從陜甘晉省保衛(wèi)局獲釋后，汪鋒受命出使西安，代表紅軍與楊虎城聯系、談判，爭取聯合抗日。

在和楊虎城的交往中，汪鋒最難自圓其說的是楊虎城的一個問題：張漢民是共產黨，你們?yōu)楹我獨⒆约喝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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