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飛

近年來美國政府對華打壓措施愈演愈烈，從征收關稅到限制科技輸出，再到針對華裔科研人員的各類政策，令許多美國華人科學家感寒風凜冽、萌生去意，甚至掀起“出美國潮”。歐洲多國趁機抓住這一機遇，積極招攬流失的人才。加拿大動用3000萬加元搶奪頂尖科學家，英國推出5000萬英鎊“搬遷計劃”吸引科研團隊，歐盟也撥出5億歐元全力競逐人才。這些舉措，均顯示這是一場全球的人才爭奪戰(zhàn)。

香港最近也加入這場競逐。早前創(chuàng)新科技署向立法會申請30億元，推行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劃。這項計劃與國家“十四五”規(guī)劃瞄準的7個前沿科技領域一致，涵蓋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基因與生物技術、臨床醫(yī)學與健康，以及深空、深地、深海和極地探索領域。正如創(chuàng)科局局長孫東所言，國家正處于關鍵歷史發(fā)展階段，急需來自全球的優(yōu)秀人才，尤其是華裔科學家來港或赴內地發(fā)展。香港此時的動作，不僅符合國家戰(zhàn)略，也為自身長遠發(fā)展奠定基礎。

然而香港不僅面對與全球競爭者的較量，還要防范美國可能采取進一步打壓措施。美國既然可以在貿易和科技轉移上，限制理工科的華裔留學生赴美，若未來有大量科研人才外流往中國和香港特區(qū)，基本上可合理預期美國政府會推出打壓措施，而非眼睜睜看著頂尖人才持續(xù)流失。

特區(qū)政府參與今次的競逐，以及于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跨部門委員會，雖然展現了“搶人才”的敏感度和政策效率，既對標國家發(fā)展，亦惠及香港特區(qū)自身，但仍需未雨綢繆，做好以下三方面準備。

（1）防范制裁風險

美國政府針對中國與香港特區(qū)的制裁措施，已從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宮時代的針對個人，進一步擴展至前拜登政府的針對機構與企業(yè)。過往被美國制裁的內地大學，如天津大學、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均是科創(chuàng)領域佼佼者。倘未來美國制裁范圍擴展至香港的大學、大學研究所甚至個別教授或科研團隊，將對本港科研環(huán)境帶來巨大沖擊，甚至動搖科研人才的信心。因此，特區(qū)政府應建立預案，確保一旦發(fā)生制裁，科研機構和人員能夠得到充分支持與保護。

（2）協調資源，加強政府與大學聯系

香港與內地在吸引科研人才上，有不同優(yōu)勢與挑戰(zhàn)。內地政府能夠直接主導行政工作，并迅速落實資金支持以至工作崗位。然而由于體制不同，特區(qū)政府不是直接的用人單位，高端人才來港后，很大機會落戶大學或其研究所。惟受制于政府財赤，本港8間資助大學須從儲備回撥共40億元至政府庫房。大學如何向科研人才提供具吸引力的條件，需特區(qū)政府與大學緊密合作，提供支持。

此外，香港土地緊張，北部都會區(qū)的興建亦需時日，緩不濟急；加上我們不能期望美國會持續(xù)下“逐客令”，很可能只是短期行為。特區(qū)政府如何快速回應這個“窗口期”內的人才流動，更是成敗關鍵。

（3）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避免流失科研成果

科研人才落戶香港后，其科研成果在哪里轉化，將對香港長遠發(fā)展產生深遠影響。例如一些高新科技可能考慮到美國制裁風險，選擇在東南亞等地轉化，而非留在香港或中國內地進行。若無法有效應對這一情況，將導致香港辛苦吸引來的科研資源流向外地，無法為我們的經濟與技術升級帶來實質作用。

印度在這方面的教訓，值得香港警惕。由于知識產權政策漏洞及產業(yè)轉化能力不足，印度長期陷入“研發(fā)在印度，專利在歐美”的困境。例如世衛(wèi)組織2017年報告指出，印度公立機構的研發(fā)成果因缺乏商業(yè)化支持，常被跨國企業(yè)低價收購，典型案例包括抗瘧疾藥物青蒿素衍生物的技術轉移。又例如，英國劍橋大學印度裔教授Shankar Balasubramanian開發(fā)的基因測序技術，其專利歸屬英國公司Solexa，其后被美國Illumina公司以6億美元收購，印度未能得到任何技術紅利。

這些案例均警示我們，必須完善知識產權保護與成果轉化機制，以免科研成果付諸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