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末明廷發(fā)布詔令要求，“一切胡禮悉禁勿用”。一些人據(jù)此解讀明朝恢復(fù)了蒙元之前的漢家傳統(tǒng)，不再要求以及流行“跪禮”了。這要么是想當然，要么就是故意的斷章取義。

上言皇帝進登大位 …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百官）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左膝、三叩頭，山呼、山呼、再山呼。跪右膝、出笏、贊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
注：“興”指恢復(fù)為拜之前的身體姿態(tài)
《大明會典·卷四十五》

從《大明會典》記錄的明太祖“登極儀”可以看出，大明不僅從一開始就在“跪”，而且還用的是“胡式跪” -- 單膝跪地（使用這種跪姿的登基大典，除了蒙元只此一例）。

隨著大明的建立，朱元璋才慢慢意識到蒙元的跪拜禮儀早已深入民心，“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這有悖于他“驅(qū)逐胡虜，恢復(fù)中華”的理念，所以才有了禁用胡禮的詔令。

但是禁用胡禮，并不是禁止跪拜、也不只是單禁“胡式單膝跪”，而是重訂整個跪拜禮制。

最直接的證據(jù)就是，朱元璋沿用了元朝面君跪奏的制度，“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在元朝之前，官員們君前奏對不用跪，而宋之前還有座，秦之前君主甚至?xí)鹕硐嘤?/p>

朱元璋是要求不能胡亂行禮或見人就跪，要體現(xiàn)出尊卑的差距，不是什么“尊者”都能受“跪”的。

當官員因公事面見時，如果品秩差在一品，卑者居右行揖禮（舉手齊眼并躬身）兩次，尊者居左受禮后答禮一次。當差距在二品時，卑者居右行揖禮兩次，尊者就可以少講點規(guī)矩，身姿動作可以偏就個人，“答受從宜”。

品秩差到三品，卑者需居“下”行禮，尊者則可享受“上位者”的感覺了。品秩差高于三品后，不僅尊者可以坐而受禮，有事稟告，卑者還得跪著說、跪著聽以及跪著答話，直至尊者命其起身或告退。

如果官員在非公場合相見，原則上不許跪，除非兩者的私人關(guān)系達到了這個程度（如親屬輩分、主仆等）。至于平民（無功名者）見官，如果是公堂之上則民需跪。如果是尋常遇見，則民只需主動回避并不驚擾官員即可。

注：古時君主坐北朝南，所以北為“上”、南為“下”。臣子立北朝君并分為左右兩列，明朝效仿唐宋舊制“以左（東）為尊”。

由上可以看出，朱元璋并不是反對“跪”，他是反對行禮無視或模糊朝廷、皇帝賦予的權(quán)柄差異（或者說朱元璋只想讓皇權(quán)“受”跪）。朱元璋針對皇族給臣民們定的特別禮制，更能說明這個觀點。

臣見君行五拜禮，見親王、東宮四拜 ……
《大明會典·卷五十九》
凡朝臣奉旨至王府，或因使經(jīng)過見王，并行四拜禮。雖三公、大將軍，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經(jīng)王國，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斬。
《皇明祖訓(xùn)》

首先，朱元璋要求“見”高級皇族，不論多大的官都得跪。而元朝之前，官員們一般在朝覲皇帝、東宮、諸王這種隆重儀式中才需要跪。其次，官員們不僅到藩地公辦時需要跪拜王爺，就算只是路過藩地，也得停下來跪拜藩王們后才能接著走。

至于平民見皇族當如何，雖然朱元璋沒有明說，但以他對藩王暴虐藩地軍民視而不見的態(tài)度，是不太可能重現(xiàn)宋朝那種“都人望見乘輿，抃躍稱萬歲”場景的。

有些朋友可能會杠這里的“拜”也是揖禮，不是下跪磕頭。那么來看看明朝官定啟蒙教材《童子禮》是怎么解釋的，“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后拜。其儀度以詳緩為敬，不可急迫。”

綜上可以看出，明太祖不是心疼臣民們的膝蓋，他是將跪禮視為一種特權(quán)的表現(xiàn)。不過不論太祖本意如何，他這種約束跪拜的態(tài)度應(yīng)該是利好大明臣民的吧。但歷史表明，明朝臣民無視了太祖的關(guān)愛，慢慢喜歡上“跪”了。

大家都知道海瑞有個綽號“海筆架”，也都清楚這個綽號的來歷。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綽號對應(yīng)的事實？不正是“跪”已經(jīng)成為當時的常態(tài)嘛，不然海瑞的不跪就不會顯得那么突兀了。

到正統(tǒng)朝官員們就開始無視太祖“凡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的規(guī)定，爭先恐后的跪在汪直的腳下。此后不僅朝廷官員跪拜權(quán)閹、得勢宦官成為必需，連不知廉恥的“認爹”都常態(tài)化了。

隨著皇帝和朝廷進一步回收軍權(quán)、地方行政權(quán)，別說巡撫、總督這種封疆，連有直言朝廷之權(quán)的七品御史身邊都跪滿了地方官員和士紳。情況惡劣到倒逼朝廷下禁令，“嘉靖八年令，巡按、御史於守令官，不許作威挫辱。知府相見，不許行跪禮，凡官員公座”。

萬歷二十三年吳縣（現(xiàn)屬蘇州）縣令袁宏道在寫給友人的信里這么吐槽上官來巡時的頻繁下跪，“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呼，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對比他的遭遇，就可以想象海瑞的“另類”了。

那么平民呢？

在元朝之前，除開約定俗成的謙稱，平民一般自稱“吾、某、我”，除此之外年齡大的也會自稱“老身、老漢”。到了明朝平民見官員縉紳，基本都只敢自稱“小人”，呼對方為“大人”或“老爺”。叫官職也會在后面加個尊字，如“某縣尊”。

在這種主動示弱的語氣和心理暗示下，你說平民有多少會像“海筆架”那樣或者說超過他，以白身見官而挺直腿彎？

之所以會這樣，無非是兩個原因“媚權(quán)”和“奴化”。

皇帝通過不斷集權(quán)，讓臣民獲取任何利益都需仰仗他的“恩賜”。所以不入流的閹人只能有幸沾上皇帝一點光，也能搖身一變成為人人艷羨、巴結(jié)的對象。除此之外，皇權(quán)通過控制的科舉教育，向民眾潛移默化地灌輸尊卑觀；通過各種約束人生的律令管束（如戶籍、路引），固化民眾“卑”的地位，讓他們愈發(fā)的依賴和迷戀皇權(quán)。

所以朱元璋“驅(qū)除胡虜，恢復(fù)中華”是真，但“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就沒那么真了。他不過是在繼承歷任皇帝遺愿，弱化、奴化各階層以便更進一步的集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