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了一篇《懟懟某些狂吹邏輯學的人》的小文，評論區(qū)里異常熱鬧——不少人不是來討論的，而是來噴的，就跟踹了他家的門一樣。

其實大可理解——看看這些人的IP，再看看他們既往發(fā)言，就知道原來基本是境外水軍——大約是帶著任務(wù)來的，或者是為了領(lǐng)錢。

在上篇的文前文后，說的很清楚了——我不反對邏輯也不反對邏輯學；懟的，是那些根本不懂邏輯學，而以此為借口狂貶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和國民的人——比如文中所引那個帖子，編造“1970年大英百科全書”謊言，不就是個騙子么！

再寫此文，仍然如此——不為反對邏輯和邏輯學；懟的，繼續(xù)是那些根本不懂邏輯學，而以此為借口狂貶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和國民的人。

這次要懟的，是這個說法——“邏輯學是一門從小就該學的基礎(chǔ)學科，為何我們從小不學”。

這是網(wǎng)上常見的說法。

雖然“常見”，卻是反“邏輯”的。

先看第一句話——“邏輯學是一門從小該學的基礎(chǔ)學科”。

在“邏輯學”中，準確地說，在“形式邏輯”或“普通邏輯”里，這是一個“判斷”。

所有“判斷”，均有兩個特征——第一，“判斷”必有所“判定”；第二，“判斷”有真有假。

上面這句話，有所“判定”，應(yīng)該毫無異義。

不過，這個“判定”是真的嗎？

非也。

具體來分析。

這句話，屬于“非模態(tài)、簡單、全稱、直言肯定判斷”。

所謂“非模態(tài)”，是此判斷包含了“必然”的含義，而不是“可能”的“模態(tài)”。

“簡單”，是說這個判斷，作為“主項”的“邏輯學”，通過“聯(lián)項”的 “是”，與作為“謂項”的“基礎(chǔ)學科”及作為 “量項”的“從小該學”，“簡單”地聯(lián)結(jié)、表述出來。

一般來講，“判斷”皆包含上述“主項”“謂項”“聯(lián)項”和“量項”。

“全稱”，是說這句話里的“邏輯學”，是“全稱”——既確定了“主詞”講的是“邏輯的學說體系”，又包含所有屬于這一范疇的“學說”。

“直言肯定判斷”，就好理解了——不論直接表達“肯定”或“否定”的含義，而非“疑問”的，都是“直言判斷”。

好了。這個判斷的問題出在哪里？

就在于，“邏輯學”是否屬于“從小該學的基礎(chǔ)學科”，這是個問題，是需要證明的。

事實上，這個“判斷”并不成立。

當我們現(xiàn)在講“邏輯學”這個概念時，涵蓋了十分廣泛的內(nèi)容——既含演繹邏輯，也含歸納邏輯；又既含傳統(tǒng)形式邏輯學，也含現(xiàn)代形式邏輯；還既含語言邏輯，也含數(shù)理邏輯。另外，辯證邏輯亦應(yīng)包括在內(nèi)。

從“邏輯的學說體系”來講，內(nèi)容龐雜，相當專業(yè)，大多十分深奧。

既然如此，如何可以“判定”它們是“從小該學的基礎(chǔ)學科”呢？

就全世界的教育實踐來說，有哪個國家或地區(qū)，“從小”就把“邏輯學”作為“基礎(chǔ)學科”，安排進幼兒園或小學甚或中學的課程里去？

“小學”，指初等教育的學校。英文叫“primary school”，有些國家叫“elementary school”,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使用后一個稱謂。只有美國，“primary school”被用來指初等教育的3年級之前的最初幾年。

我問過歐洲某大國教育部的高級官員“教學總監(jiān)”，得到的答復是，初等教育的教學目的，實為繼續(xù)教育打下基礎(chǔ)，不安排“邏輯學”這樣的課程。

我還問過在西方小學中學多年任教的老師，回答也是否定的。

尤其是上世紀后半葉至今，美西方的國民，已經(jīng)沒了那股奮發(fā)向上勁頭——小學中學甚至一般公立大學，課程設(shè)置及教學要求都以“快樂教育”為宗旨，連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被問到“9乘以8”都尷尬語塞答不出來，誰還相信西方從小就教授“邏輯學”？

這倒要請那些“狂吹邏輯學”的人，站出來舉個正面的例子了。

這些人里，有人講，民國很重視從小就進行“邏輯學”教育的呢。

此說法，一定是不著邊際的胡說了——1949年之前，中國文盲率90%；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不足20%，城市以外的學校大部分是“私塾”性質(zhì)；高等教育在校人數(shù)總共11萬人。

就這局面，還重視“邏輯學”教育，不是氣死活人不償命么！

說回到前面那個判斷——從“邏輯”上說，當前面討論的這個“大前提”為假的時候，后面的推理一定不可能為真。

插上幾句。

西方，不在小學中學甚至很多大學里，不講授“邏輯學”，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近代以來，西方對于“邏輯學”的劃分，已經(jīng)很精細——大致分為：古代邏輯學；中世紀邏輯學；近代邏輯學；20世紀的邏輯學。另外，歸納邏輯已從“邏輯學”中分離了出去，分別歸入各自的自然科學學科，比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人類學等等。

第二，如此的劃分，令西方學校中廣泛教授“邏輯學”，面臨極大選擇困境——教哪個，網(wǎng)上狂吹邏輯學的大都沒跳出“三段論”的“古代邏輯學”窠臼，可在西方，中世紀的“第四格”“推論說”“模態(tài)邏輯”“不可解命題”等，已使中小學給學生講“三段論”完全沒可能——會被認為太孤陋了，不被噴死才怪；講近代以來的“邏輯學”，又已進入“數(shù)理邏輯”“命題邏輯和謂詞邏輯”以及“元邏輯”階段，過于深奧，即便非這些專業(yè)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都搞不懂。

所以，必須要把“邏輯”“邏輯思維”，與“邏輯學”區(qū)分開來。

在上篇文章中已經(jīng)講到，瑞士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研究，提出了兒童心理的“發(fā)生認識論”。他通過實驗發(fā)現(xiàn)，兒童的邏輯思維能力是一個漸進的發(fā)生過程，從出生到十二歲，才能夠形成對概念、判斷、推理比較成熟的認知。

就是說——

第一，“邏輯”和“邏輯思維”，是人類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后，在正常生長環(huán)境中，可以順理成章形成的一種能力。

第二，揠苗助長，在過小的年齡給幼兒和少兒灌輸復雜的所有抽象理論，都有百害而無一利。

這大概就是幾乎所有國家不“從小”進行“邏輯學”教育的根本原因。

教育，是科學，也必須講科學，決不能拍腦袋想當然。

“邏輯”，則一般包含三種含義——第一，指客觀事物發(fā)生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第二，指思維的規(guī)律性；第三，指各種“邏輯的學說體系”。

現(xiàn)在網(wǎng)上狂吹“邏輯學”而實際不懂“邏輯學”的人，最大的“邏輯”失誤，就是把“邏輯學”與“邏輯”混為一談了。

確實，“邏輯”，在“思維規(guī)律”這個角度上，需要“從小”學習。

這種學習——

一方面，幼兒、少兒在日常生活中就潛移默化實現(xiàn)了。

比如對“我”和外在之物的認知，對概念從具體到抽象的把握，對肯定、否定、疑問的表達，對掌握了基本概念和判斷后作出推理，等等。

凡智力發(fā)育正常的兒童，都經(jīng)歷了這樣的學習過程；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都學會了“遵守邏輯”。

這種“遵守邏輯”，體現(xiàn)在日常的正常思維中。比如，火，燙人，會釀成火災。凡智力正常的兒童，都會不去玩火，避免燙傷和失火。

這就是“邏輯”的力量。

另一方面，“從小”，幼兒和少兒也在接受“師長”有目的的“邏輯”教育。比如說話的表達，比如語法的課程，比如數(shù)學運算。

文中前面說到的那位外國教育部的高官，酷愛漢語，精通數(shù)學，多次到中國貴州、云南深山里的學校給孩子們講數(shù)學。

這位，給自己取漢語名“老周”的外國友人，認為數(shù)學就是最好的“邏輯”，學好數(shù)學就可以大大提高“邏輯思維”能力。

中國文化，自古就不乏精彩的“邏輯”和“邏輯思維”——“舉一反三”是“演繹邏輯”；“一丘之貉”是“歸納邏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復合邏輯”，等等等等。

中國很有名的桐城學派，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叫做學問必須講究“義理、考據(jù)、辭章”。

這不僅是學術(shù)方法問題，更是“邏輯”問題。

上世紀50年代關(guān)于邏輯問題的學術(shù)討論后期，胡喬木在《紅旗》雜志專門發(fā)表過《義理、考據(jù)與辭章》一文，即是對上述討論的總結(jié)，又是對桐城學術(shù)方法的提升。最重要的，是反對教條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強調(diào)毛主席主張的實踐出真知的觀點。

西方，同樣極為重視通過語法來培養(yǎng)學生的“邏輯”和“邏輯思維”能力。

比如，“到迅速地歡快地離開通過”，屬于不可理解的斷定；“謹慎在名譽上是淺藍色的”，同樣不屬于精準語言邏輯。還如，“一個人沒有汽車但說要把他的汽車賣給你”；“本來門是關(guān)著的，他卻讓我去把門關(guān)上”，等等，都是西方邏輯教育的典型例句。

最后還有必要強調(diào)，我不為反對邏輯和邏輯學；懟的，還是那些根本不懂邏輯學，而以此為借口狂貶中國文化、中國教育和國民的人。

中國的學校，該開“邏輯學”課程的，應(yīng)開皆開，比起國外只多不少。

歡迎討論。但對于根本不懂邏輯學而亂噴者，依然堅決懟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