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上海有一個關于貝聿銘生平的大展。

作為全世界最頂尖的華裔建筑大師，貝聿銘將東方文化的精髓融入現(xiàn)代主義建筑，盧浮宮金字塔、香港中銀大廈、蘇州博物館……他的作品遍布全球，被譽為“現(xiàn)代主義建筑的最后大師”。

想到比貝聿銘早10年去美國學習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這對中國建筑史上的傳奇伉儷，雖在學術與教育領域成就斐然，卻鮮有國際知名的建筑設計作品留下來。

如果他們當年選擇留在美國，是否會像貝聿銘一樣，成為世界級的建筑大師呢？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國的學術起點并不低，1924年，他們一同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梁思成主修建筑學，林徽因則因性別限制轉入美術系，但仍修完了建筑學大部分課程，甚至被聘為建筑系助教，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成就。如果他們選擇留在美國，他們完全有機會進入主流建筑事務所，參與大型項目設計。

但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志向卻與貝聿銘不同。貝聿銘的職業(yè)生涯始于二戰(zhàn)后的美國經(jīng)濟騰飛期，他抓住了城市化與商業(yè)建筑蓬勃發(fā)展的機遇。而梁林夫婦的學術興趣始終與中國古建筑緊密相連，在賓大求學時，梁思成收到父親梁啟超寄來的《營造法式》，這本“天書”成為他和林徽因畢生研究的起點，這種文化使命感，或許注定他們不會成為純粹的“國際建筑師”。

1928年，梁林夫婦學成歸國，本可憑借梁啟超的人脈在清華謀職，但他們卻選擇了一條更艱難的路——遠赴沈陽東北大學創(chuàng)辦中國第一個建筑系，后來他們又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開始在中國大地上尋找、測繪古建筑。

初涉建筑設計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經(jīng)展露了他們的才華和獨到的思想，比如1932年，林徽因與梁思成為北京大學設計了地址館和北大女生宿舍樓，都是中國最早引入西方現(xiàn)代主義建筑風格的優(yōu)秀作品，特別是女生宿舍樓的設計，因為考慮到是女生使用，樓梯扶手比一般的要更加細小，這是領先于世界的以人為本的設計思想。

但他們的建筑設計生涯并沒能很好地開展。十余年的時間里，他們跋涉于戰(zhàn)火硝煙中，測繪古建筑、撰寫《中國建筑史》，在貧病交加中堅持學術研究，他們從未改變自己的選擇和作為。

當他們的生活陷入困境時，也有一些有錢人邀請他們建造房屋，但當遍地烽火，生靈涂炭的時候，這些人照樣心安理得地講究排場和吃喝，這令他們不能接受，一概謝絕。

他們當時是有機會去美國的，許多朋友都勸梁思成留在美國，哪怕是為林徽因的健康考慮，因為在1945年，就有醫(yī)生斷言林徽因活不過5年。但是他們堅持要留在祖國，因為他們懷抱著一種單純的熱情，戰(zhàn)后的祖國需要建設，他們愿意為此盡力。

建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創(chuàng)辦了清華大學建筑系，投入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盡管他們希望保住的老北京城墻和城樓還是被拆了，但好在他們發(fā)現(xiàn)并保住了那么多歷史建筑，到今天，更多的人也認可了他們保護北京城的理念，中國大地上，更多的古建筑被保住了。

如果留在美國，他們或許能避開戰(zhàn)亂與政治動蕩，能設計出更多現(xiàn)代建筑，但代價可能是放棄對中國建筑史的開拓性研究。林徽因曾直言：“如果必須死，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貝聿銘的成功，建立在對現(xiàn)代主義建筑的極致追求上；而梁林的偉大，則在于他們以學術守護了中華文明的建筑基因。正如梁思成所言：“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若在建筑上完全失去文化特性，將是莫大的悲哀。” 他們的“偉大”，恰恰在于選擇了更艱難卻更不可替代的道路。當一個人心中有了所信仰的“天命之事”，可以超越所有命運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