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上海碼頭，梅蘭芳正要踏上赴美的郵輪之際，報童的吆喝聲卻將他的緋聞提前送到大洋彼岸。民國的“文痞”早已洞悉了“流量密碼”，把有關梅蘭芳的故事，撒在滿紙荒唐的風月故事里。 事情，還要從1929年發(fā)生的一樁命案說起。

一、北平血案

彼時，北平有位權貴之子為博紅顏一笑不惜一擲千金，在八大胡同揮霍的銀元能堆成一座戲臺。這位見慣風月的大少爺，與一位名坤伶過從甚密，卻一直得不到此女的青睞。

因為這位梨園出身的女子，居然一直暗戀伶界大王梅蘭芳。這位大少爺居然因愛生恨，打算教訓一下梅先生。

一天，梅蘭芳往銀行家馮耿光宅邸拜訪，權貴之子尾隨而至。二人發(fā)生糾葛，權貴之子亮出了腰間的手槍，馮耿光當時就嚇壞了。

當日恰逢日報社社長張野狐在場，張社長素以仗義自居，他主動請纓擔任調(diào)解人。

在他的勸解下，權貴之子跟他一起乘車尋找這名女子，大家坐下一起說清楚。

沒想到，這女子不在家，也找不到人。兩人只好折返馮宅，卻不知嚇壞的馮耿光已向憲兵司令部謊報 “持槍劫匪闖入”。

軍警抵達之后，正好遇到張社長與權貴之子駕車回來。

丘八們不管不顧，只管開槍，竟將權貴之子與張野狐一同擊斃。隨后，更將前者頭顱懸于正陽門外示眾，指為 “劫匪”。

其身為 “大吏” 的父親雖明知是親生兒子，卻終究未敢相認。

彼時，張作霖剛剛在皇姑屯被炸死，北平陷入權利真空，各方權勢噤若寒蟬，誰都不敢多說半句。

但是，好事的文人可管不了那么多。

最初記錄這件事的，是管翼賢的《北京報紙小史》。管翼賢號稱長白老人，是當時北京報界的名人，素來看不上愛管閑事的張野狐。

管翼賢用的是史筆描寫，對于整個事件的基本輪廓，保持著客觀冷靜的態(tài)度。調(diào)解未果、憲兵誤擊、雙尸橫陳。

但管翼賢筆鋒一轉(zhuǎn)，對張野狐之死評曰：“報人不自檢點，常與下等人為伍，張氏之死，誠不足惜”。

這個情節(jié)在陳凱歌電影《梅蘭芳》的1小時38分，曾經(jīng)短暫地出現(xiàn)過。只不過陳導讓大少爺女扮男裝，并且讓孟小冬擋在了梅蘭芳面前。

大少爺在慌亂的逃跑中，順帶一槍撂倒了一名報社記者，就是對這件事的有趣解讀。

二、文字煉金術

令人沒想到的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張秋蟲聞聽此事之后，敏銳地嗅到了“流量密碼”。他將這篇故事添油加醋寫成了另一番風月圖景。

這個以"哀情巨子"自居的鴛鴦蝴蝶派作家，深諳"七分真三分假"的寫作秘術。在他的小說中，基本情節(jié)雖大體依循史實框架，卻大肆鋪陳風月細節(jié)：

他將命案當事人的留學經(jīng)歷，嫁接給了小說里為情自殺的季次青；

再以濃墨渲染坤伶柳蕙芬（影射事件女主）與軍閥莊督辦（當指張宗昌）的風流韻事，

繼而把張野狐創(chuàng)辦《花報》的舊聞，演繹成白五青樓女子造勢、中飽私囊勒索妓院的黑幕；

插權貴公子季次青（影射權貴之子）數(shù)次為情所困、遭人拋棄的桃色橋段。

最后，再以“梅郎”為化名，將梅蘭芳拜訪馮耿光的時間，精確移植到莊督辦強闖坤伶香閨的情節(jié)里。

一段平平無奇的公案，硬生生被寫成了一篇“瓊瑤式多角戀”小說。

在整篇小說中，充斥了大量男女茍且情節(jié)，光是軍閥與坤伶的床笫秘事就占了七成。

報人白五在八大胡同收黑錢的描寫，多由當時小報捕風捉影的 “社會新聞” 拼湊改編，字里行間充滿香艷臆測。

這種"移花接木"的技法，讓滬上讀者捧著報紙直拍大腿："這不就是去年的馮宅大案嘛，居然還有這么多密辛看點？"

最絕的是，全文都在蹭梅蘭芳的"流量"，文中卻處處可見"玉貌珠喉的梅郎""轟動京滬的須生泰斗"等曖昧指代。

特別是寫到柳蕙芬為名角絕食三日時，讀者們會自動代入當年的“梅孟之戀”的傳聞。

文人的筆鋒比軍閥的刺刀更鋒利，前者能剖開時代的膿瘡，后者只能留下結(jié)痂的傷疤。

三、文字游戲

到了1929 年，梅蘭芳赴美前夕抵達上海，滬上京劇名角為避其鋒芒紛紛休演月余。張秋蟲敏銳捕捉到這一社會熱點，再度將這篇小說進行出版銷售。

小說將真實事件嵌套進風月敘事，借 “梅郎” 之名大肆炒作。當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拍案罵道："此等文字倡技，玷污報界清譽！"當時《申報》主筆陳冷血也痛斥其為“文痞之術"。

但是，名人的罵聲反而助推小說銷量突破十萬冊。

張秋蟲在給友人的信里得意寫道："他們罵得越兇，太太小姐們越想掀開床帷看看里頭藏著什么。"這種反向營銷術，比現(xiàn)代熱搜榜的"黑紅"套路早了整整九十年。

當時代列車脫軌時，最先被甩出車廂的永遠是知識分子的體面。面對北平文化界的口誅筆伐，張秋蟲不慌不忙地將小說翻到了末尾。

他早就在后記中留下了“此地無銀” 的文字游戲：“若有人自行對號入座，只怪事實巧合，與著書者無涉?！?/p>

此等狡黠之語，既暴露了市井文人的投機心態(tài)，也成為民國小報文學 “消費名人、獵奇獵艷” 的典型標本。

這種畸變催生了民國獨特的文化產(chǎn)業(yè)鏈：小報記者豢養(yǎng)"胡同串子"專門收集名流隱私，書局老板按艷情濃度分級標價，就連連天橋的說書人都學會了在《三國演義》、《水滸傳》中里夾帶明星的香艷緋聞。

1929年的北平市民捧著《晶報》中連載的《春明艷影錄》時，跟今天網(wǎng)友刷著短視頻吃瓜，本質(zhì)上都是在參與一場集體心理治療——通過消費他人的悲歡，來稀釋自己的焦慮。

太陽底下從無新事，只是看客手中的瓜子換成了智能手機。

梅蘭芳赴美載譽歸來后，馮宅的血案早已無人提及；

被懸首示眾的貴公子，其父在九一八事變后淪為漢奸；

張秋蟲晚年貧病交加，在1974年病逝于上海。

三位被流量裹挾的當事人，最終都被更大的歷史浪潮吞沒。

這或許是最殘酷的隱喻：所有精心設計的流量密碼，在時代洪流前不過是寫在沙灘上的字跡。

當我們在熱搜的狂歡中驚醒時，或許該想想張秋蟲臨終前寫在墻上的那句詩："墨痕猶帶胭脂色，不知誰是夢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