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晚清的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和李鴻章想來是最廣為人知的了，與之相比，左宗棠的知名度顯然要稍遜一籌。畢竟，無論是鎮(zhèn)壓“太平天國”及其后的“捻軍”，還是“洋務運動”，左宗棠雖皆有參與，但風頭卻都被曾、李壓了一頭。不過，隨著近年來學術界對左宗棠在陜西、甘肅等地整飭吏治和發(fā)展經濟活動的研究，其上馬治軍、下馬理民的形象也日益豐滿了起來。

整飭吏治與穩(wěn)定社會?

西北治理的破局之舉

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以“欽差大臣”身份提兵入陜，由潼關進入關中。此后，他用了近六年的時間擊敗了包括西路捻軍在內的各路地方武裝。清廷論功行賞，任命他為“陜甘總督”兼“協(xié)辦大學士”，正式賦予了他全權治理西北的職責。然而，與戰(zhàn)場作戰(zhàn)相比，治理西北的任務將更為艱巨。

左宗棠首先面臨的便是積弊已久的官場風氣。當時，陜西吏治頹廢，士氣低落，玩忽職守之風盛行。左宗棠深諳“吏治不整，則地方難安”之理，甫一抵達，便決心以己之力革除積弊，大力整頓陜甘吏治。

當時，除了官員的胡作非為外，陜甘各地還有不少豪強惡霸憑借自身的政治、經濟實力稱霸一方，為所欲為，毫無忌憚，成為整飭吏治的障礙。對此，左宗棠采取強硬手段，施以嚴法，嚴懲不貸。比如平涼武生李振，因壓迫已受撫的回民，被左宗棠下令審判處決；靈州呂廷桂，因訛詐受撫的回民，被就地正法；甘州喬良庭和李太和則因造謠惑眾、阻撓繳納官糧，被處以杖刑致死；平番監(jiān)生王好賢因干預地方公事被革職；蘭州的張慶元因穿戴官服服侍法國傳教士，也被左宗棠革職……

從左宗棠的奏稿及信札來看，在他擔任陜甘總督期間，凡不合格的各道府州縣主官大多被彈劾、撤職或降職。經此一番大力整頓，各地道府州縣都選拔出了合格的“親民之官”，其中不乏有才干、有政聲的循吏廉吏，陜西、甘肅等地的吏治因此大有改觀，地方秩序得以恢復，甚至出現(xiàn)“難民紛紛歸來，發(fā)放賑災物資、提供種子，事務繁忙。幸而今年麥收較好，尚能應對”的局面。

基礎建設與經濟復蘇?農田水利的重要性

隨著吏治風氣的好轉，在西北社會逐漸穩(wěn)定的情況下，左宗棠也開始著手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其中的首要任務就是整修道路。左宗棠的西征始于潼關，當時，東南地區(qū)運來的軍火、軍裝和軍餉大多需要經潼關轉運。因此，筑路工程也從潼關開始，一路向西，貫穿陜甘兩省。后來隨著軍隊進入新疆，這條路繼續(xù)延伸，北邊修到精河，南邊通到喀什。這條"左公大道"在之后幾十年里，一直是連接陜西、甘肅、新疆的主要干道，也是后人口中的“左公大道”。

為了穩(wěn)固路基，也為了方便行人，左宗棠還讓士兵在路邊種了很多柳樹。這些樹后來被當?shù)厝私凶?左公柳"，甘肅的官員楊昌浚還專門為此賦詩一首：

“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p>

考慮到西北地廣人稀，尤其是出了嘉峪關后有許多幾十里甚至幾百里無人煙的地段，給信息傳遞、商旅食宿帶來極大不便，左宗棠就在這些偏遠地區(qū)建了不少官店，即在驛站、軍臺或營塘旁邊，或其他相應地段，用官款興造簡單房屋，置備柴草，以供趕車人等歇宿。有些官店還搭建了安放牲口的棚圈，備有繩索、口袋、鞍等什物，并招攬木匠和鐵匠，以便車馱損壞或缺少東西時能夠及時修補，避免耽誤行程。慢慢地，這些地方就聚集了一些小商販，這些商人在軍營附近搭棚作買賣，不僅能為軍隊提供一些日用品，還逐漸形成了小集市。最終促成了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時，漢商踴躍追隨的景象。

西北地區(qū)水資源匱乏，氣候干燥，地形復雜，且水資源分布極不均衡。面對如此嚴峻的自然條件，左宗棠在任期內因地制宜，根據(jù)不同地區(qū)的水源條件，興修了多種類別的水利工程。這些新建的水利工程幾乎遍及陜甘各地，涵蓋了治河、修渠、筑壩、鑿井等多種項目，內容豐富多樣。

在工程實施過程中，由于當?shù)亟煌ú槐?、技術有限，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進行施工。即便如此，左宗棠依然積極采用當時先進的技術和手段，例如使用炸藥開山炸石，以加快工程進度；同時，還運用當時先進的治河機器進行施工開渠，動用了他當時所能動用的所有工具和手段，力求提高工程效率和質量。

左宗棠來到甘肅后，看到甘肅連年打仗又鬧災荒，農民連種地的本錢都沒有，不禁說道：

“陜甘頻年兵燹，孑遺僅存，往往數(shù)百里、十里人煙斷絕。新復之地，若不發(fā)放牛種、賑糧，那些瀕臨死亡的百姓勢必會全部餓死?！拭C每收復一郡縣，就發(fā)放一處牛種、賑糧，否則有土無民，朝廷要這些疆土又有何用呢？”

于是為了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左宗棠也想了不少辦法，比如每收復一個縣，就發(fā)耕牛、種子和救濟糧，但為防止農民將生產資料挪作他用，所以只發(fā)實物不發(fā)現(xiàn)銀；種子必須等到播種的時候才發(fā)，以防止農民將籽種吃掉；按家里勞動力多少發(fā)口糧，發(fā)放標準為：青壯勞動力每人每天8兩，老人、小孩5兩；由于耕牛等牲畜大多在戰(zhàn)亂中被殺被搶，左宗棠便挪用部分軍餉購買耕牛，然后分發(fā)給百姓。耕牛不夠就用驢、騾、駱駝代耕，實在沒牲口的地方，就幾家合用一頭，或者干脆人拉犁……

不得不說，經過一番整治，西北的農業(yè)終于慢慢恢復了一些元氣。

文教振興與邊疆治理?

長治久安的深謀遠慮

同治八年（1869），一份《禁種罌粟四字諭》在甘肅大地流傳開來。左宗棠以韻文形式，將吸煙危害細細道來，同時宣揚禁煙之利，由此拉開了甘肅大規(guī)模禁煙行動的帷幕。

與此同時，他下令丈量并充公違禁種植罌粟的地畝，對安置的回漢難民也作出明確規(guī)定，如“為農者不準栽種罌粟”“為商賈者不準販運鴉片”等，以法規(guī)約束民眾行為。

農民種植罌粟，大多是被利益驅使。左宗棠知道要真正讓農民放棄罌粟種植，必須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入手，做到“以利動之”。他四處探尋，希望能找到一種可以替代罌粟種植，且能讓農民獲得可觀收益的農作物。經過調查，他發(fā)現(xiàn)甘肅的土地十分適合種植棉花，而且棉花的種植收益并不遜色于罌粟。于是，他立即在蘭州刊印發(fā)行《種棉十要》及《棉書》，并在陜甘兩省大力推廣。史料記載：

“（左宗棠）上年赴肅，路過山丹、撫彝、東樂各處，正值棉熟時，每停車，父老聚觀，輒轉令近前，與談一切，皆知棉利與罌粟相捋，且或過之。一畝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費工力翻省于罌粟劙果刮漿也。”

就這樣，陜甘一帶的百姓逐漸認識到種棉的巨大利益，紛紛樂于改種棉花，禁煙行動也因此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在教育領域，左宗棠大力倡導“興教勸學”，奏請陜甘鄉(xiāng)試分闈，此舉也成為他振興甘肅教育的關鍵舉措。自1663年甘肅從陜西劃出建省后，二百多年間，甘肅與陜西一直合闈鄉(xiāng)試，闈所在西安。甘肅生員赴陜應試，路途遙遠，最近也有七八百里，不僅辛苦，費用也高。有資格參加鄉(xiāng)試的士子中，能到陜西完成考試的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面對這一困境，左宗棠主張甘肅鄉(xiāng)試分闈和分設學政。

終于，甘肅考生迎來了在本地舉行分闈后的首次鄉(xiāng)試。此次考試，參加人數(shù)多達3000余人，這個數(shù)字比以往赴陜應考的人數(shù)多出了數(shù)倍。而這次鄉(xiāng)試的第一名解元，正是左宗棠所賞識的蘭山書院高才生安維峻。安維峻沒有辜負左宗棠的厚望，中舉后又憑借自己的努力考中進士。他在為官期間，以敢于上奏言事而聲名遠揚，后來還擔任過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成了對國家有用的人才。

不過，左宗棠也注意到，考場中不少士子衣衫襤褸，形同乞丐。經過調查，才知這些士子的路費多是地方官贊助，在第三次鄉(xiāng)試期間，左宗棠在肅州慷慨解囊，從自己的薪俸中拿出資金，資助了來自安西州的19名考生和肅州的43名考生，每人八兩白銀。此外，對于鄉(xiāng)試后中舉前往北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左宗棠也根據(jù)實際情況，給予每人二十兩或三十兩不等的津貼，以示支持。

雖然在當時科舉制度逐漸沒落的大背景下，分闈鄉(xiāng)試改革并不符合時代發(fā)展潮流，但在人才匱乏、經濟文化落后的甘肅和西北地區(qū)，不可否認是有積極意義的。

總的來說，左宗棠治理與開發(fā)陜甘，是中國近代建設大西北的一次嘗試。盡管他的諸多措施也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但是其開發(fā)陜甘的努力卻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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