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復旦大學表示即將推行教育改革計劃，將文科招生的比例從原來的百分之三四十降到百分之二十，同時擴大“新工科”的招生，文科是復旦的招牌，如果連復旦都開始縮招文科，文科似乎真的已經(jīng)“墜入黃昏”。

復旦大學學科調整，是希望將學校資源集中于“精英化”的文科教育，培養(yǎng)出具有大視野，更具學術深度的人文思想家、政策制定者、文化創(chuàng)新者等等。

文科改革就如同一次高風險的社會實驗——如果將文科教育聚焦于“精英化”而忽視公平機制，那么勢必會導致只有家境優(yōu)越的孩子才敢選文科的局面，或將文科變?yōu)?strong>“特權階層的文化堡壘”

張雪峰也曾直言，“普通人家的孩子不要學文史哲”，因為文科就業(yè)競爭激烈，回報周期長，普通家庭難以承受試錯成本。

在未來，少數(shù)富裕階層精通文史哲，成為規(guī)則的制定者，大量普通人家的孩子成為嵌入到社會各個環(huán)節(jié)的“螺絲釘”。

而在社會普遍唱衰文科的時候，我們卻看到在2025年春晚的舞臺上，56歲的“外賣員詩人”王計兵用一句“生活給了我多少風雪，我就能遇到多少個春天”讓千萬人落淚。

這個場景仿佛構成了一幅21世紀的“精神浮世繪”——在AI重構社會分工的未來，人文教育成為奢侈品，而最底層的勞動者卻在生存的褶皺中，重新定義著人文的高度。

王計兵在2025年央視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2025年春晚視頻截圖）

王計兵是千千萬萬因為生活所迫，無法學自己熱愛的文學的人群的縮影。

王計兵19歲出門打工，在建筑工地做工，在河里撈沙，開過小賣部，擺過地攤，撿過廢品……他無法融入工友們關于家長里短、江湖義氣以及女人的話題，父親燒了他的手稿，妻子寧可他是個大口喝酒大塊吃肉的粗人也不希望他寫作。

他始終保持著那份孤傲，在閱讀與寫作中尋找救贖。

在《趕時間的人》中，他寫：“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這是外賣員對時間壓迫的切膚體驗，也是流水線工人、礦工、菜販等群體的共同吶喊。

王計兵并非孤例。礦工詩人陳年喜在《炸裂志》中寫下“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fā)中年”，菜場作家陳慧用散文集《在菜場，在人間》記錄市井煙火，對于他們來說，文學不是職業(yè)，而是生存的副產(chǎn)物。

在文科墜入黃昏的未來，會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像王計兵一樣的“民間書寫者”。

而相對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學者，他們缺乏正統(tǒng)文科教育的“笨拙”反而成為了一種優(yōu)勢——未經(jīng)規(guī)訓的語言，更能直擊生活的本質。

他們也在生活的磨礪中更清楚了文學的意義是什么，正如王計兵所說，“送外賣不僅是送外賣，它給你提供了一種和生活親密接觸的機會，專職寫作反而是一種枯燥的行為。”

（圖源：unsplash）

殘酷的是，無論人們如何美化高等教育，無論再怎么強調“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件事有多重要，大多數(shù)人上大的目的就是為了就業(yè)。

文理科所需的核心能力不同。文科更強調批判性思維、創(chuàng)造力、人文關懷與社會洞察力；理工科則注重邏輯推理、技術應用與問題解決能力?，F(xiàn)代社會對基礎技術人才的需求量遠大于高端人文崗位，一個互聯(lián)網(wǎng)大廠可能需要數(shù)百名工程師，但僅需少數(shù)戰(zhàn)略規(guī)劃或市場研究人員。

在這樣的就業(yè)形勢下，必然很少有人能遵循自己的本心去選擇專業(yè)，也很少有父母能像餃子導演的媽媽那樣，即使家境不富裕也能全力支持。

前些年的大學擴招，不少院校盲目擴充文科專業(yè)，不用買設備，一個教室、幾臺電腦，就能辦起來一個文科專業(yè)，培養(yǎng)出的學生與社會需求嚴重不匹配，所以也確實到了改革的時候。

當教育的泡沫褪去，熱愛文科的人也依然不會放棄自己的所愛，因為真正的人文精神，從來都不是金字塔尖的裝飾品，而是深埋在所有人心中的火種。

但還是希望我們的教育制度，在培養(yǎng)“少而精”的文科精英與人文教育的普及之間找到平衡，不讓任何一個熱愛文史的孩子因出而失去仰望星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