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南海懷仁堂將星熠熠，共有55人被授予上將軍銜，包括我們熟知的蕭克、鄧華、楊得志、許世友、楊成武、韓先楚等等。

開國上將本來有57位，其中有兩人是后面補授的，一位是李聚奎，另一位是王建安。

李聚奎的情況比較簡單，他授銜的時候正擔任石油工業(yè)部部長，石油工業(yè)部不屬于軍隊系統(tǒng)，因此在1955年沒有參與授銜。到了1958年，他與余秋里中將對調(diào)，出任總后勤部政委。上級考慮到他革命年代的貢獻，最終為他補授上將軍銜。

而王建安是1956年被補授上將軍銜，他的情況比較復雜，一直以來有幾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王建安受到黎玉的影響?？谷諔?zhàn)爭的時候，王建安曾長期擔任山東縱隊副指揮，而總指揮張經(jīng)武僅在山東呆了一年，因此山東縱隊的工作實際是由王建安和政委黎玉主持的，兩人的關(guān)系一直不錯。

第二種說法是，解放戰(zhàn)爭的時候，因戰(zhàn)略問題，王建安與時任山東軍區(qū)司令員的陳毅發(fā)生了爭執(zhí)，甚至拍了桌子，這件事情后來傳到了毛主席那里。因此，在1955年授銜的時候，毛主席特別批示: 此人驕傲自滿，宜授中將。但是負責軍銜評定的總政部主任羅榮桓認為，以王建安的資歷和戰(zhàn)功，給他評個中將太不公平，因此一直拖到了1956年才給他補授上將軍銜。

第三種說法比較靠譜，王建安受到了“高饒事件”的影響。解放戰(zhàn)爭的時候，饒曾任山東軍區(qū)政委、華東軍區(qū)政委，他對軍事能力出眾的王建安特別欣賞，曾提議王建安出任華野東線兵團副司令員，兩人私交甚篤。1954年“高饒事件”后，華東軍區(qū)展開了批饒與自我批評的干部會議。在會議上，王建安拒絕批評饒，同時也拒絕展開自我批評。這種行為受到華東軍區(qū)黨委的點名批評，王建安因而受到黨內(nèi)記大過處分，軍隊級別也從正兵團級降到了副兵團級。

1955年，總政治部遞呈上將名單給毛主席審閱，毛主席想到了這件事，于是把王建安名字給圈了起來，并特別批示: 此人驕傲自滿，宜授中將。

毛主席的意見不能不考慮，但是王建安的資歷和戰(zhàn)功也擺在那。負責評定軍銜工作的總政治部主任是王建安的老領(lǐng)導，深知他的為人，如果真給王建安一個中將，那對他來說太不公平了，于是暫緩了對他的授銜，直到1956年王建安做出深刻檢討和自我批評之后才給他補授上將軍銜。相對來說，王建安比賀晉年幸運很多了。

王建安性格耿直，敢說敢做，堅守原則，在戰(zhàn)爭年代沒什么，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卻讓他錯失了很多機會，因此一直擔任大軍區(qū)副職，包括沈陽軍區(qū)副司令員、濟南軍區(qū)副司令員和福州軍區(qū)副司令員，這三個軍區(qū)的司令員分別是鄧華、楊得志、韓先楚，資歷均不及王建安。在57位開國上將中，像王建安這種情況的并不多見。

素與王建安有嫌隙的許世友曾這樣評價他:“老王這個人，會上拍桌罵娘，但是會下從不拆臺?！?/strong>意思是，王建安脾氣暴躁，容易沖動，但是光明磊落，私下里從不搞陰謀詭計。

1975年，王建安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葉帥在接見他時，不禁感慨萬千:“新中國成立后，你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很不容易啊。”

之后，王建安擔任了中紀委常委一職，他始終保持著實事求是的工作態(tài)度。當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工作初期，信訪件特別多，但是王建安基本上做到了來信必復。

此外，王建安對待任何人都一視同仁，有錯必批，而且常常不留情面，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以至于葉帥都不忘提醒他說：“有人告你的狀呢！”

對此，王建安毫不在意地說：“肯定是我批評過的那些人吧?！?/strong>

在生活中，王建安對子女要求非常嚴格。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部在外地工作。

有一次，夫人牛玉清想讓王建安調(diào)一個子女回北京工作。那個時候牛夫人年紀大了，對孩子愈發(fā)思念。

沒想到，這個要求一提出，直接被王建安拒絕，他說:“只要我還沒有死，一個也別想調(diào)回來！”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歲。他生前曾留下遺囑: 一切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組織向遺體告別，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請負責同志護送遺體火化。

因此，好多老戰(zhàn)友直到一個月后才知道王建安去世的消息。

李政委還親自到王建安的家中轉(zhuǎn)了一圈。王建安住的是單元式老房，臥室里沒有地毯，也沒有沙發(fā)，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張床。床由條木拼接而成，以兩長條凳支撐。看到這，李政委心里不是滋味，感慨地說道：“想不到建安同志生活這么儉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