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源自網絡）

“正史+野史”融合構筑的“宏偉史詩”

——讀黃亞洲長篇報告文學《百年蝶變》

□盧江良

跟黃亞洲老師認識將近二十年，期間收到過他的多部著作，可一直沒為他及他的著作寫過任何文字。以我們相熟的程度，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不過，不寫自有原因——以黃老師在文壇的地位，為其寫述評的可謂多也，筆者所從事的并非文學評論，擔心寫不到位，所以始終不敢輕舉妄動。前些日，再次有幸收到他的長篇報告文學《百年蝶變》，認真拜讀之后，覺得頗有話想說，便寫了下面這些文字。

《百年蝶變》書寫了嘉興自1921年至2021年百年的歷史。從1921年這個時間節(jié)點寫起，顯然已確定了這部著作的定位——它不是一部一般意義上的城市演變史，而是一部滲透著“紅船精神”的城市發(fā)展史。事實上也是，這部著作真實生動地再現(xiàn)了作為紅船啟航地的嘉興在遭受種種苦難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百姓命運、城鄉(xiāng)面貌、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yè)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并邁向共同富裕的壯闊歷史。

我們印象中，大凡書寫國家與城市命運的著作，一般都會采用宏闊的敘事手法，以鳥瞰式視角，全面展現(xiàn)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然而，這部著作明顯有些不同，它既有宏觀歷史圖景的鋪展，又有典型事件、名人故事的特寫，還有最基層鄉(xiāng)村、最底層人物命運的聚焦，以此呈現(xiàn)社會歷史的整體變遷和詮釋國與家、城市與個人的命運，讓讀者在細微處，真切感知一個江南城市所體現(xiàn)的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

譬如，作品第二章第一節(jié)《嘉興近代民族工業(yè)的起步，雖有雄心，卻步履踉蹌》，鋪展的是宏觀歷史圖景；第三章第二節(jié)《緣緣堂的焦黑廢墟與豐子愷的“護生”理念》，是對名人故事的特寫；第四章第四節(jié)《血吸蟲病奪走了老夏頭的性命》，聚焦的是最底層人物的命運；第六章第十節(jié)《“編輯部的故事”與編輯部前面馬路的故事》，記錄了作者的親身經歷。如是種種，不同層面的題材深度縱橫交織，真實而獨特。

特別是“老夏頭”一家的線性敘述，幾乎每個章節(jié)都有體現(xiàn)。這種虛構的典型人物進入嚴肅的正史介紹，是一種新穎的寫作手法，相信讀過這部著作的讀者都有這樣的深切體會，他們不認為“老夏頭”是虛構的、雜取的，而認為是鮮活的、真切的、在杭嘉湖水鄉(xiāng)扎扎實實呼吸著的。

其實，縱觀中國歷史，自古就有正與野之分。前者是以傳記方式編纂的史書，具有較強的權威性，體現(xiàn)了國家意志和民族情感的主流意識；后者，在權威性嚴肅性方面不與前者比肩，但追求強烈的鮮活性，盡力貼近大眾的閱讀心理，同時，也不乏全方位地滲透個人的見解和判斷，容易與讀者同頻共振。

我們看《百年蝶變》這部長篇報告文學，作者恰恰是將“正”與“野”兩種歷史敘述有機地融為一體，既具正史的權威性，又富野史的鮮活性，從而成就了這部用“硬核史實+風云人物+親身經歷”精心構筑的“宏偉史詩”。

在眾多“城市史”“城市傳”“城市志”的敘述中，這部城市百年歷史的闡釋，確實別具一格，使人眼前一亮。

那么，這部著作的敘述角度，何以會采用這種多線條行進方式？無疑，這與作者的“身份”相關。黃亞洲曾主持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工作多年，這種官方身份決定了他看視歷史多采用宏觀視角，譬如他著有長篇小說《日出東方》《雷鋒》、電影劇本《開天辟地》、電視劇本《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等代表作；但同時，他又是一名活躍于當代詩壇的詩人，已出版《行吟長征路》《我扶著大運河歌唱》《黃亞洲百詩精選三人評》等30余部詩集，看歷史自有一種“詩史”角度，視線十分靈動。

因此，亦“正”亦“野”交相輝映，黃亞洲創(chuàng)作出這部別致的“城市史”，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了。

2024.8.21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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