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對外經貿以來，中國對外經貿地位以及貿易量不斷攀升，國內企業(yè)與國外企業(yè)的商貿往來日益頻繁。在頻繁的商貿往來中，不免產生商貿摩擦，而一般情況下國內企業(yè)的相關權益很難得到維護。大多數(shù)企業(yè)會選擇妥協(xié)并接受對方的各種要求，比如價款打折、質量扣款等。這體現(xiàn)出我國企業(yè)在商貿往來中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還是相對非常弱勢的。小的損失企業(yè)尚且能夠承受，但對于那些嚴重影響現(xiàn)金流對企業(yè)生死存亡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比如巨額欠款無法收款等情況，國內企業(yè)往往會有一種極度無力感，本案就是一個國內企業(yè)面臨貿易欠款的典型案例。

一

步步深陷

該案始于2017-2019年之間，香港H公司與韓國K公司簽訂訂單合同提供貨物。在剛開始貿易往來時，K公司提供信用證，H公司在信用證項下分批如約供貨后，每批訂單PO項下的貨款如期兌付。

在雙方建立基礎信任的同時，K公司分批下單其他訂單PO，只不過這些訂單K公司要求H公司以賒銷模式供貨。H公司基于信任，同意供貨。

在信用證與賒銷并行之下，H公司處于供貨、供貨、供貨的循環(huán)中。但在追收欠款上，H公司逐漸發(fā)覺K公司的付款大多數(shù)是基于信用證項下的訂單，而對于賒銷訂單則采取一再拖延或者僅付很小一部分的策略。H公司在不停追討K公司欠款的同時，K公司以各種理由搪塞，并且以大額訂單為由不停強調雙方信任的基礎和合作共贏的關系。

2019年，H公司逐漸發(fā)覺K公司的欠款越欠越多，已經高達千萬人民幣，而付款則一再拖延。在多次追討無果后，H公司決定停止供貨并到韓國與K公司商討欠款事宜。此時K公司又以貨物滯銷以及現(xiàn)金流困難等為由，希望H公司考慮雙方合作共贏的關系，給予K公司一定的時間來償還欠款。最終H公司不僅同意了債務打折，還給予了K公司5年的分批付款賬期。

二

真的是無力償還嗎？

K公司真的是如他所述的那樣無力償還貨款嗎？還是這是他的又一理由？或者，甚至整個都是他的設計呢？畢竟，在國際貿易中，以大額訂單為誘餌最終被騙的企業(yè)數(shù)不勝數(shù)。

2022年，在我們接手該案件后，對K企業(yè)進行了全方面背景調查。

1 原來他不是沒支付能力，

只是不想支付欠款。

我們調取了K公司近三年的財務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K公司并不是沒有錢。在2019年H公司仍在供貨的期間，其銷售收入相當可觀，而在2020年其銷售收入再次上漲23%。如果其能夠拿出哪怕十分之一銷售收入來付H公司欠款，該欠款早就清償了。

那會不會是K公司雖然銷售了產品但是還是應收賬款沒有收回呢？

我們調查到了K公司的主要客戶，發(fā)現(xiàn)其大客戶是做電視家庭購物頻道和互聯(lián)網購物中心，而其第二大客戶是做電商平臺的，就這兩種銷售模式的回款來說都是短賬期回款的。

進一步通過流動資產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其2019年期末應收賬款反而降低了，也就是說2019年其收回了將近一半的應收賬款。而且在現(xiàn)金流上，當期活動后的現(xiàn)金流（經營活動現(xiàn)金凈流量）表現(xiàn)也非常良好。也就是說，K公司在2019年的現(xiàn)金流是非常良好的，而其只是搪塞H公司不給錢。

2 狡兔三窟

我們調取了K公司的登記信息，對比其與H公司的訂單PO及提單等資料，發(fā)現(xiàn)其地址已經于2021年發(fā)生變更。對變更地址，我們進行了實地考察，并詢問了鄰居和房地產經紀人，發(fā)現(xiàn)K公司似乎并沒有在這里出現(xiàn)過。同時我們調取了K公司的工廠信息及其他信息，發(fā)現(xiàn)其至少有3個地址，而這些都非K公司持有，而僅是K公司租賃持有。

除了辦公地址的三窟外，我們還發(fā)現(xiàn)K公司還有另外兩家關聯(lián)公司，分別是其兄弟和妻子持有。而K公司的主要供應商信息中就有其關聯(lián)公司，也就是說K公司還通過關聯(lián)交易將交易結構人為設計復雜化。

而K公司代表人的房產，原本是其與妻子共同所有，但在2021年其將自己部分權益轉給妻子，該轉移行為遭到第三方債權人對此“給與財產”提起訴訟，并有法院禁令。

3 原來他還是愛惜名聲的

這些操作讓人不禁猜測K公司是否是個老賴？

但通過我們的調查發(fā)現(xiàn)，K公司不僅有外觀設計，注重知識產權保護，而且截至我們調查日，K公司并沒有不履約信息、無作為被告信息，CEO也無不履行信息。

也就是說他還是愛惜自己名聲的，只不過就是欺負H公司是非韓國本地公司。

三

要不要去國外訴訟？

自2019年達成一致H公司給了5年分期還款的期限后，K公司仍然沒有如約履行，H公司忍無可忍決定對K公司提起訴訟。在幾年的時間里，H公司先后問詢了很多國內律師，也找過韓國律師處理，但無法決定是否要去國外訴訟。因為從訴訟便利上來說，國內訴訟對于H公司更為有利、方便，裁判上也更具有傾向性和可預判性。

在我們介入本案后，在綜合梳理了韓國訴訟制度以及該欠款方的具體情況后，我們建議H公司這一仗一定要去國外打，而且一定要在韓國本土作戰(zhàn)。

國內訴訟固然便利，但是本案涉及涉外因素是涉外案件，在訴訟主體及證據(jù)材料上就要經過涉外的一套程序，而最關鍵的是拿到國內判決后，還會涉及判決的域外承認與執(zhí)行。而在其本土進行訴訟比國內訴訟對其的聲譽和利益更具打擊力，使其回歸到正常的商務行為上來。

雖然韓國的法律制度是以憲法為基礎的大陸法系，但由于歷史原因其又吸收部分英美法系特點。而對于H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追回欠款，而韓國針對民事執(zhí)行有專門立法，且K公司的主要資產在韓國本土，故而在韓國訴訟在執(zhí)行效力、效率及法律體系保障上更有利于H公司。

韓國的審判制度是以“三審制”為原則，其程序如：民刑獨任庭審理事件，由地方法院(支院)獨任庭審判->地方法院本院合議庭(上訴庭)->大法院；合議庭審理案件由地方法院(支院)合議庭->高等法院->大法院。我們?yōu)镠公司提供了三級可能發(fā)生的訴訟費用估算，以供H公司評估國外訴訟可能產生的費用總體情況。

目前該案件已經于2022年10月在韓國法院受理立案，案件尚在審理中。

四

是否適用CISG？

在法律適用上，本案是否適用CISG《聯(lián)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呢？

中國于1981年9月30日加入CISG時香港尚未回歸，而在1997年6月20日向聯(lián)合國秘書長遞交的聲明中未明確提及適用香港的公約清單中包含CISG，導致實踐中在涉港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中并不適用CISG。雖然2022年5月5日，中國向聯(lián)合國秘書長交存聲明自2022年12月1日起CISG適用于香港，但針對本案并不適用CISG。

五

中國律師

在國外訴訟中的重要作用

在我們介入前，H公司也直接找過韓國律師希望提起訴訟，但是關于程序流程、法律問題以及語言溝通上存在很大障礙。特別像本案中，案件并不適用CISG，而適用韓國法律體系，又會有適用香港法律的部分，各個法律體系又不盡相同。特別在英美法系中對于對價Consideration的認定跟大陸法系截然不同。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及對外經貿往來，有太多國內企業(yè)在對外經貿往來中遇到摩擦糾紛很難救濟。因此，中國律師除了熟知大陸法系還更應熟悉英美法系，以幫助國內企業(yè)更好的在國際舞臺上提高議價能力并獲得溢價空間，成為企業(yè)的保障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