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高考總是牽動無數(shù)人的心，因為高考決定著莘莘學子未來的教育和職業(yè)生涯。然而，有個問題一直讓人很困惑，為什么同樣參加高考，每個省份的試卷、錄取分數(shù)線會不一樣呢？

高考錄取分數(shù)線不同的問題其實是可以追本溯源的，中國的高考是參考古代科舉的價值觀及思維，再借鑒西方的考試制度，綜合兩者的優(yōu)勢而建立起來的，高考為中國培養(yǎng)了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實在是功不可沒。

中國高考錄取分數(shù)線不同其實與科舉也有莫大的關系，科舉自隋朝誕生起，就在不斷的變化，適應時代的發(fā)展了，建立底層人向上的通道，為朝廷輸送了不少人才同時，也禁錮了其它的上升通道。

科舉剛誕生的時候還是分科取士，唐朝常設的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等等。為不同的領域選拔不同的人才，到了明清時期，只有進士，而且考的是八股文。

分榜錄取就發(fā)生了明朝朱元璋時期。明朝這個朝代很特殊，它是最后一個漢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前后分別是元朝和清朝，分別是蒙古族和滿族建立的。

元朝由于征伐四方，再加上民族政策的原因，對科舉并不是特別重視。元朝只存在了100多年，科舉舉行的次數(shù)相對較少。經過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自南向北統(tǒng)一全國，造成了南北的經濟相差越來越大。反映在教育上，由于北方經濟常年動亂，晚于南方統(tǒng)一，讀書人的數(shù)量和質量與南方相差也越來越大。終于在明洪武三十年爆發(fā)了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的二月，明朝迎來了三年一次的會試，朱元璋經過再三斟酌，選定了85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大儒劉三吾作為主考官。劉三吾在元朝末年擔任過靖江儒學副提舉。明朝成立以后，制定了明朝的科舉制度，為刑法《大誥》作序。主纂《存心靈》、《省躬錄》、《禮制集要》、《寰宇通志》等御用典籍，深受朱元璋的贊揚。

劉三吾不僅是大儒，為人也剛正不阿，《明史》說他“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可以說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朱元璋也是考慮到這一點，才會讓劉三吾擔任主考官。

劉三吾本著為國家選才的本心去閱卷，可以說絲毫沒有徇私枉法。但錄取的51人全部為南方人，北方人無一中進士。雖然這在客觀上反映出南方的經濟要比北方發(fā)達，更有經濟實力培養(yǎng)讀書人。但結果實在太巧合，不得不令人聯(lián)想，再加上當時的首都在南京，更加引起北方士子的猜疑。

在錄取名單公布以后6天，會試落第的北方舉人聯(lián)名上疏，跑到禮部擊鼓告狀，狀告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而在街頭上，更有數(shù)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攔住官員轎子上訪告狀。

朱元璋知道以后，雷霆震怒，科舉不僅關系著國家選拔人才的大事，更是政治穩(wěn)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于是他下令成立了12人小組徹查此事，12人調查小組經過調查以后，以考生水平判斷，所錄取51人皆是憑才學錄取，無任何問題。

結論一出，舉國嘩然，落第的北方舉子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而朝中北方籍的官員也紛紛抨擊，并要求重新選派官員進行復核。朱元璋再次大怒，斥本次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為“藍玉余黨”，涉案諸官員皆受到嚴懲，劉三吾被發(fā)配西北。

四個月后，也就是洪武三十年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錄取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二月份錄取的全是南方人，所以稱為南榜，六月份錄取的全是北方人，也被稱為北榜。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

明仁宗朱高熾在位第一年，開始南北分卷取士，南士六分，北士四分。明朝還才去過北、中、南進行取士。這種方式在政治上是一種考量，各個地域的士人要相對均衡，政治才能相對穩(wěn)定。

清朝建立以后，也采取了類似的方式，直到科舉被廢除。

高考每個省份錄取線不同也是跟科舉類似的原因，由于中國疆域遼闊，每個省份的經濟發(fā)展不同，教育水平也不同，如果全國統(tǒng)一分數(shù)線錄取，會在制度公平的同時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

中國目前還是發(fā)展中國家，總體來說呈現(xiàn)東南經濟要遠遠好于西北，在教育投入上，西北自然不如東南省份，如果按照統(tǒng)一分數(shù)線錄取，也會出現(xiàn)明朝那樣的情況，被大學錄取的大部分是東南沿海省份的學生，西北地區(qū)的相對會很少，這對西北地區(qū)省份不公平，也會進入到教育、經濟的惡性循環(huán)。

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努力發(fā)展經濟，讓各個省份的經濟相差沒有那么大，其次要加強教育資源的均衡分配，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使得不同地方受到的教育師資能夠趨同，只有這樣，即使不同省份不同錄取分數(shù)線，也能很好的體現(xiàn)學生的真實水平，才能在制度和事實上都相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