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安事變，大部分人都是耳熟能詳毫不陌生。今天我不想重復教科書上的那些內容和知識，而是想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一個親歷者眼中的西安事變。

1928年末，史沫特萊女士經蘇聯(lián)進入東北，當時的東北剛宣布易幟服從國民政府不到半年。她對張學良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個驕傲自負、富有民族意識的青年軍人——同時也有放蕩不羈的一面:“他在路上見了美女麗婦，用車載回公館，事后開一張支票送女回家。有的人家且以為榮”。

少帥的好色是出了名的，且不分親后，還抽大煙，私生活一塌糊涂。

史沫特萊女士與張學良的第二次交集是在1936年，地點是西安。由于篇幅的限制，對于當時的政治氣候及張學良的基本情況和心路歷程我不再贅述，直接進入史沫特萊女士的經歷。

史沫特萊女士是在中共黨員劉鼎的安排之下住進了臨潼的華清池的。這里安靜清幽，適合她休養(yǎng)和寫作。

這個時間，世界并不太平:魯迅先生逝世；傅作義正在和侵入內蒙的日軍作戰(zhàn)；日軍侵占了青島；胡宗南圍剿延安失?。粬|北軍西北軍舉行聯(lián)席會議拒絕進剿紅軍；幾百名平津的學生進了張學良的軍事學院，面對蔣介石的責難，張學良據(jù)理力爭；36年10月，三名青年學生一到西安便被特務綁架到西安國民黨省黨部，張學良出兵解救——西北與中央矛盾激化，一派山雨欲來之勢。

1936年11月底，史沫特萊女士被勒令離開華清池，因為蔣委員長要來召開剿共軍事會議，將入住華清池。她離開華清池的路上，看到了同樣被勒令搬家的百姓，凡是居住在西安至臨潼公路邊上的百姓必須搬家，搬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同時，征調大批民伕兒童加緊修路，大批特務們入住百姓搬離后的村莊，以保障蔣委員長的安全。

十幾年后的1950年2月28日，毛主席和周總理視察長春市區(qū)，發(fā)現(xiàn)所到之處不見行人，當?shù)弥數(shù)卣l(fā)布了戒嚴令后提出批評:“搞戒嚴，不讓老百姓出來，這樣太脫離群眾了”，隨后，戒嚴令解除。

史沫特萊女士在西安城內最高級的西京招待所租房暫住，和她同時入住的還有蔣委員長的許多隨行人員，藍衣社的特務也遍布了西安城內的每個角落。此時的西安城魚龍混雜空氣異常緊張——遠在臨潼的軍事會議正在進行，西安城內的巨變呼之欲出——史沫特萊女士的一位紅軍朋友來跟她借手槍和子彈:“據(jù)可靠的消息說藍衣社特務在西安警察當局的支持下陰謀鬧事，可能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流血事件”。

12月9日，西安市的幾萬學生上街游行示威，呼吁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警察開槍鎮(zhèn)壓，其中受傷的學生中間有兩個是東北軍高級軍官的子女。因為史沫特萊女士拍攝了大量學生游行及慘遭鎮(zhèn)壓的照片，藍衣社特務找上門來，以檢查證件及護照為由對史沫特萊女士進行威脅，揚言要將她趕出西安城，并給招待所經理下了最后通牒，限定史沫特萊女士24小時內離開西京招待所，史沫特萊女士自然不予理會。

1936年12月12日黎明時分，西安城內突然響起了槍聲，有機關槍和步槍。招待所內腳步聲嘈雜，呼喊聲和外面的門窗破裂聲、玻璃的破碎聲及被擊中的哀嚎慘叫聲、女人的尖叫聲混成一片:“門外面有人在用槍托捅門。坐以待斃，我心不甘，我剛退到墻角里，就飛進三顆子彈，破門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門扇通開了一個洞，我聽到幾聲“日本鬼子”的喊叫聲，使我恐怖異常。我的上帝呀！他們借口我是日本鬼子來殺我了”。

史沫特萊女士拼命用中國話喊著“我是美國人不是日本鬼子”以求自保，隨后士兵們涌進招待所翻箱倒柜大肆搜查并順手牽羊，史沫特萊女士的私人物品被搶劫一空，包括錢包、眼鏡盒、手電筒、電池、羊毛衫、毛線衣，甚至是招待所里的毛毯及經理的皮大衣等所有值點錢的東西都未能幸免。

能夠在西安城開招待所自然不是一般人能為，招待所經理找到了一個軍官，軍官把搶劫的士兵亂罵了一通，并在史沫特萊女士的房間門上貼了一個字條:不準進入此室，違者槍決。有意思的是，跟著軍官一起來的一個老兵等軍官走后，隨手又把史沫特萊女士手上的手表擼走了——軍官的字條并不管用，沒人搭理。

軍官們把搶劫的士兵集合在招待所園里破口大罵，士兵們搶劫的物品被扔了一地。招待所里有人受傷，受傷者留著日本人的胡子卻矢口否認自己是日本人，史沫特萊女士和經理為他包扎并聯(lián)系了救護車送往醫(yī)院。

后來，東北軍接管了招待所，并告知史沫特萊女士，她的損失會由肇事者所屬部隊西北軍負責賠償，但史沫特萊女士并沒有收到賠償，后來得知賠償費被楊虎城的一個秘書私吞了——這個時候史沫特萊女士才知道，西安事變爆發(fā)了，西安城里死了很多人。

史沫特萊女士隨后搞到了一張軍用通行證，多方奔走幫助救治傷者。目睹了張學良召開的民眾大會，并參與了對外關于西安事變的報道和廣播，遭到了國民政府及美國駐上海南京領事館的不滿，揚言要將她驅逐出中國——關于西安事變后的政治動向、解決過程及西安的社會反響在此不再贅述。

蔣委員長是在圣誕節(jié)這天被秘密釋放的，也不知道蔣委員長有沒有感到上帝耶穌冥冥中的關愛——為了給蔣委員長一個面子，造成西安民眾歡送他的假象，西安當局做了周密的安排，放出風來，說英勇抗日的的傅作義將軍將來西安訪問，于是，很多人聚集在機場歡迎。其實，并沒有迎來傅作義，而是送走了蔣委員長還有張少帥。

得知蔣委員長被釋放后東北軍和民眾的反應被史沫特萊女士記錄了下來:“人們停下來對我講:我們被出賣了！紅軍還勸說少帥放了老蔣——一個青年軍官蔑視一切大聲說道:少帥滿腦袋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那還有他的自由了，他永遠回不來了......”

不幸而被言中。

通過西安事變，史沫特萊女士看到了一個與其他外國人印象中不同的中國。她看到了關于“對國民黨政府在日寇面前妥協(xié)求和的不抵抗政策”，東北軍官兵“積壓在心頭的憤怒，像爆裂的炸彈在西安事變中炸開了......我親眼看到了兩次空前的游行示威，一次軍事示威，一次軍民游行，我第一次聽到東北軍隊伍步伐整齊，高唱《打回老家去》的雄壯歌聲。青年軍官們帶頭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法西斯賣國政府、釋放少帥。”

西安事變結束了，由于害怕國民政府的報復，很多愛國人士陸續(xù)離開了西安，史沫特萊女士也隨即離開，繼而開始了她的人生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行程，她的下一個目的地是——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