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
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后無論國內(nèi)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tài)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01 探究胡適哲學功底的態(tài)度

之前因為某位學者寫了一系列關(guān)于胡適的評判文章，個人不大認同，便就簡單寫了一篇文章【聽說，胡適又被罵了？】闡述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最近，又偶然間在一檔節(jié)目中，發(fā)現(xiàn)了中國香港的一群學者在討論胡適的哲學，這讓我頓時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當我看完了他們本期討論胡適的內(nèi)容后，個人覺得有必要好好的談?wù)勛约旱囊恍┧伎寂c感受。

那個人比較大的感受有兩點：第一點，從他們討論的內(nèi)容中尋求到了新的認知胡適在中國哲學研究存在感低的角度；

第二點，他們探討胡適的學養(yǎng)態(tài)度，與此前個人撰文所探討的那位學者對比而言，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那對于第二點，有人就說了，那肯定不可同日而語了，因為這群不批判胡適的人，肯定是那什么分子，而我所探討的那位，可是看起來實打?qū)嵉膼蹏R分子，自然態(tài)度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那要對于這樣的人，對于這樣的認知態(tài)度，個人認為很重要的兩點，就是不要把什么問題都往政治框架去套。其次，就是他們這次討論的議題，跟那什么分子壓根在內(nèi)容思想上，沒什么必要的聯(lián)系。

因此，不要把兩件不相干的事情，強加因果聯(lián)系在一起。

在此之外，個人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該節(jié)目中邀請來的這位學者，一開始是研究新儒家的那些思想大師們的，比如牟宗三，唐君毅他們，而這些人恰恰是經(jīng)常批判胡適先生思想著作的典型代表。

而且這種批判，也不單單只是就學術(shù)而言學術(shù)，還摻雜著個恩怨。但這位學者卻沒有完全陷入到這種論戰(zhàn)中去，反而對胡適先生原本的思想產(chǎn)生了極大的好奇。

那這個好奇的緣由，按他自己本人的說法，就深是受哲學家麥肯泰爾影響，如果你想推翻一個理論，那批判一次就夠了。

但有意思的是，他發(fā)現(xiàn)牟宗三先生在書中批判胡適批了很多次，那按照這個學者信奉的理論來說，不像是在徹底推翻胡適的思想理論。

因此，就去圖書館對胡適先生的思想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展開了閱讀，不僅如此，這位學者還把胡適當年該書的英文原版進行了翻閱，仔細比較了兩個版本的區(qū)別。

在這個基礎(chǔ)上，這位學者一方面調(diào)整了自己此前對胡適先生的偏見，另外一方面，也構(gòu)建了一個新的認知視角去審閱近代中國的哲學史上胡適先生受冷漠的成因所在。

那這樣的一種態(tài)度以及學術(shù)探究方式，就是個人認為值得推崇和學習的。

也就是說，對于某個學者以及其思想著作的認知與探究，既不是迷信所謂的權(quán)威，也不是要選擇站隊，而是自己去尋找相關(guān)的資料，多方旁征引證，理性分析求索，最終構(gòu)建起自己對他的認知視角。

02 胡適哲學研究的評價

牟宗三

那回到感受很深的第一點，就是他們討論胡適先生為什么在中國哲學研究史上存在感很低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中國大陸倒不成為一個問題，只要看過我探討的那位學者批判胡適先生的文章，就自然明白了。

但對于中國香港來說，為什么會這樣呢？按這位學者的解釋，就是當時像流亡在香港的那些新儒家大師的代表，普遍對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研究持批判態(tài)度。

而他們當今主流的中國哲學研究界，不少就是新儒家那些思想代表的門生們，那胡適先生的哲學研究，自去世后，自然就遭到冷漠了。

那新儒家代表大師們是怎么批判胡適先生的呢？這位學者在節(jié)目中提到了牟宗三與勞思光的觀點。

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史19講』中多次駁斥胡適對中國哲學研究的一些觀點，比如他認為胡適講哲學從老子講起是不對的。

原因在于在他看來，道家的思想是個反面的思想，但有正才有反，只有從正面去了解，才能了解反面。

那他所提到的正面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認為講中國哲學得限定在先秦諸子中的孔子講起。

那為什么得限定在先秦的孔子呢？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堯舜禹時代并沒有形成確定的概念。

第二個理由，孔子對此前文化的自覺反省意識，所提出的觀點與原則，才構(gòu)建起了中國人生命中明確的方向。

又比如，他認為，『道德問題與證據(jù)無關(guān)，只能自己作證，不能問為什么。你一問為什么，你就不是人，而是禽獸?！?br/>

這段話其實就是在駁斥胡適當年的想法，什么問題，都得講究證據(jù)。

還有一個人物，那就是勞思光先生。我不知這位學者是將勞思光先生也界定為新儒家人物，還是說只是簡單引證了他對胡適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看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勞思光先生能否稱之為新儒家代表思想人物，其實很有爭議。很多人之所以把他當成新儒家的原因，主要認為他和新儒家一樣：

一方面致力于對儒釋道三家作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外一方面，試圖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之內(nèi)，從而肯定中國傳統(tǒng)哲學，也可以發(fā)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xiàn)代思想。

當然從更純粹的角度來講的話，就是說以儒家本身的學說體系以及包含的普適性道理為基點，融通中國本土的其他思想以及西方哲學思想，從而開出新時代的儒家之花。

但劉國英在『勞思光：當代中國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義上的哲學家』中指出：

『勞先生在不同的著作中，都明確指出儒學所代表的“重德傳統(tǒng)”，發(fā)展至明代以及后學，專注于成德的學問，功夫論非常突出，但客觀知識的探求受忽視，以至于的“德性我”壓抑“認知我”，傳統(tǒng)文化所以出現(xiàn)了反智論傾向?！?br/>

也就說，他并不是像新儒家那般肯定儒家的思想。但有一點，他是跟新儒家的一些思想大師相同，也就是，他也認為胡適不懂中國哲學。

他曾在評價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時說：“胡先生寫這一部書，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這部書中幾乎完全沒有哲學的成分。一部哲學史，雖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學。

當一位學人寫哲學史的時候，他不僅要敘述事實，而且要解釋理論。解釋史實是史學家的工作，解釋理論，則必須有確定的理論基礎(chǔ)與解析方法?！?br/>

“而這種基礎(chǔ)與方法就是寫哲學史的必要條件，不能滿足這些條件，這寫出來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哲學史?！?br/>

也就是在勞思光先生看來，研究中國哲學史，重要的是要有理論建構(gòu)，而不只是將之視為考據(jù)之學。

而且，他認為胡適先生在這本書里討論中國哲學思想的時候，用常識去解釋，那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接觸到真問題的。

03 三種中國哲學研究風格

勞思光

那其實在個人看來，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爭論，很大程度上可能因為那個時候，學者們對中國哲學研究的風格有著很大的差異。

胡適先生的研究風格，受他老師杜威實用主義哲學中的『歷史的方法』和『實驗的方法』影響，認為要從哲學的方法角度，即先秦名學『也就是，他認為的西方邏輯』，切入把握哲學的“內(nèi)在線索”。

比如，在他看來中國哲學的內(nèi)在線索，就是老子的“無名”和孔子的“正名”。并提出“中國哲學的起點，有了這兩個系統(tǒng)出來之后，內(nèi)的線索—就是方法—繼續(xù)變遷，卻逃不出這兩種。”

那他的這種方法，在當時的哲學界是破天荒的，之前從來沒有人按照這樣的方法。

不僅將哲學從經(jīng)學的世界里面剝離出來，形成獨立的完整的，有自己方法論的學科體系，而且還系統(tǒng)構(gòu)建了一套條理分明脈絡(luò)清晰的中國哲學演化史。

那牟宗三先生的研究風格，就深受熊十力儒學本體論和工夫論的影響。

按郭其勇先生在『熊十力的人格風范與哲學智慧』中所言，那就是：『反對“把本體當做是離我的心而外在的物事”，反對憑借“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尋求或建立本體。』

而主張『尋著思孟和陸王心學的“盡心則知性、知天的路線”，將宇宙本體內(nèi)化為心性本體』。

也就是研究中國哲學，你得透過做工夫，也就是透過一個人真實的生命創(chuàng)造活動、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動，不斷向內(nèi)求索自己的本心，去貫徹或者呈現(xiàn)『良知』、『本心』，或者其它儒家理念。

牟宗三先生自己也說過一個事，可以看出他受熊十力影響之深。

就是當年他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馮友蘭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有一次，在討論王陽明的學問良知。

當時，馮友蘭先生認為良知是一個假設(shè)，但熊十力先生卻認為良知是呈現(xiàn)，豈是假設(shè)？

那熊先生的這句話，他自己說，啟發(fā)很大，記了一輩子。

因此，這才形成了牟宗三先生對中國哲學研究總的認識：

中國哲學儒釋道皆是以『生命』為中心，重在『主體性』和『內(nèi)在道德性』；西方哲學以『知識』為中心，重『客體性』與『邏輯性』。

那胡先生從后者的路徑出發(fā)，自然就與牟宗三先生的路數(shù)不一樣了。

至于勞思光先生的研究風格，又與這兩位大有不同，他主張基源問題研究法。

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而以史學考證工作為助力，以統(tǒng)設(shè)個別哲學活動于一定設(shè)準之下為歸宿。”

具體而言，有三個步驟：第1步，就是確定基源問題。比如我們把印度思想，透過考證、理論還原，將基源判定為“離苦”的問題；

那確定這個問題之后，就可以把相關(guān)的理論進行層層梳理與遞進解答，也就是第2步，沿著基源問題展開相關(guān)的思想理論。

在進行這種梳理與系統(tǒng)構(gòu)建后，再進行第三步，提出理論設(shè)準作出全面判斷。也就是對基源問題的最終解答。

那在了解了他們?nèi)叩倪@種研究方法路徑之后，對我個人而言，其實胡適的這本書，以及胡適本人的哲學思想，在當時的那個背景下，最大的意義就是開創(chuàng)性。

這種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使得同時代的學者或者此后的學者，都繞不開他的存在，甚至很多都是按照他的框架，在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即便是批判他的牟宗三，或者其它學者皆是如此。

比如即便到今天，我們課本常用的看待孔子的思想的說法，說是禮崩樂壞了，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孔子提出了一套仁政思想，其實就和胡適當年提倡的中國哲學產(chǎn)生于先秦時代背景是一樣的。

04 中國哲學研究未來道路

王東岳

其實，現(xiàn)代很多探討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分別指出了這兩位先生對中國哲學研究問題的貢獻以及局限性所在，只是個人卻沒有見到，指出局限后的超越之作，這殊為可憾。

更加值得思考的是，胡適利用杜威哲學的思想來研究中國哲學，牟宗三先生利用康德思想來解釋中國哲學，也有不少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解讀中國哲學。

可這些似乎都是舶來品，本質(zhì)上都還是“以西詮中”的路徑，而不能自己在研究中國哲學的道路上，真正建構(gòu)一套本土原創(chuàng)學說體系與標準去推動中國哲學發(fā)展。

當然在目前，中國思想界，也出現(xiàn)了一個看起來是中國人獨創(chuàng)哲學的思想系統(tǒng)，可他卻又被很多人批為民哲，未能得到學界公認，在西方目前也沒有掀起多大的浪花。

那到底新一輪的中國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思想理論，又將在何時才能產(chǎn)生呢？

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中國哲學史十九講》

[2] 劉國英，《勞思光：當代中國的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義上的哲學家》

[3] 勞思光，《胡適中國哲學史有個極大缺點，就是完全沒有哲學的成分》

[4] 郭奇勇，《熊十力的人格風范與哲學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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