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悖論：

不寬容，敗局；寬容，大敗局

文：無涯 編：先知書店

胡適晚年曾感慨：“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謂洞明世情之言，一語道破中國文化結(jié)構(gòu)下的某個深層秘密——我們的文化最講究和諧，儒家經(jīng)典最看重仁慈，中國的人際關系最喜歡一團和氣，可翻開史書，各種事實卻告訴我們，中國歷史上最稀缺的，恰恰是最基本的“寬容政治”。

——權(quán)力的斗爭和更替，往往異常殘酷，禍及家人、親友、同僚、鄰人甚至同鄉(xiāng)；

——異見和創(chuàng)新的出現(xiàn)，必然上有“如來佛式”打壓，下有千夫所指，一定要把冒尖的削掉；

——時代變革，必定要“徹底”，痛快淋漓的干掉一切反對者。最后無法看到任何反對意見，徹底失去糾錯能力，蒙上眼睛走向危險……

所以，民間先是興起了“民國熱”，現(xiàn)在又迎來了“宋朝熱”，要知道這兩個時代，中國都受盡了外人欺侮，一點都不“揚眉吐氣”，卻偏偏受到懷念和歡迎。原因可能非常簡單，在壓抑到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厚重歷史里，它們多少還透著那么一點人情味。

可是，即便在大宋這個中國歷史上最有人情味的時代里，政治真的能寬容的起來嗎？

▍脆弱的平衡：

被變法擊潰的寬容政治

歷史最不忍細讀，比如我們熟知的北宋改革。

在好大喜功，決心富國強兵的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開啟了熙寧變法，而“變法最堅定的反對者”的司馬光，被晉升為樞密副使。他卻心灰意冷：“百姓進了苦海，我一人加官進爵，這種自私之舉，微臣不愿為之”。把一片好心的宋神宗氣的半死，他一再叩首拜請，又開始了長篇大論：“惟愿陛下解散條例司，廢除新法……”

耳朵磨出了繭子的宋神宗自然不答應，廢除新政無望，司馬光便甩甩袖子回到洛陽，隱居了足足十五年。

高官都不想當?shù)乃抉R光，拼死捍衛(wèi)的是什么呢？北大歷史系宋史專家趙冬梅老師認為，司馬光最痛心的莫過于兩點：

◎國家與社會的利益平衡被打破

北宋初年，一度信奉“黃老無為”的政治原則，政府要省錢、要節(jié)用，讓人民休養(yǎng)生息，王安石宣布自己可以既不增加民眾負擔，又能增加財政收入，打動了宋神宗的心，于是朝廷開始大搞壟斷專賣和國家高利貸。司馬光則一針見血的反駁，“世間財富，不在民，就在官，官家壟斷了掙錢的行業(yè)，民間自然就無法盈利。各種變法，都是奪利于民，這種災害甚于苛政！”

◎權(quán)力的潛規(guī)則被打破

北宋初年，政治中一度有“異論相攪”的傳統(tǒng)，允許不同意見在朝堂上表達，形成觀點競爭，最后互相妥協(xié)，達成某種政治共識。然而王安石深信為了變法可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打倒一切改革中的反對者，試圖讓聲音只剩下一種，制造出了一個恣意妄為的皇權(quán)怪物。

然而，當王安石主導的變法終于淪為一地雞毛，黯然退出政壇后，眾望所歸的司馬光被推上相位，結(jié)果又如何呢？

▍“引蛇出洞”：

司馬光主導的那場失敗變革

德高望重的司馬光重回政壇后，太皇太后問他第一要緊的是什么？司馬光回了四個字：“廣開言路”。

于是，大宋版本的“自由言論”改革開啟了：

——允許和鼓勵諫官發(fā)言，開放不同意見的批評；

——整理民間告狀信，讓民間疾苦能上達權(quán)力中樞。

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打破王安石當政以來對“異論”的禁忌，允許官員百姓暢所欲言。

司馬相公一片苦心，可是接下來的事卻讓他大跌眼鏡：開封的朝堂之上，官員紛紛因言獲罪，而告狀信則堆在一起無人關注。豐滿的理想變成了干枯的慘劇，讓人痛心，為什么會這樣？

具有30年治史功力的趙冬梅老師認為，司馬光的苦心，不可避免的要變成悲?。?/p>

司馬光堅信，對不同意見要采取開放寬容態(tài)度，避免陷入剛愎自用，畢竟，剛愎自用總是讓宋神宗們變成聾子、瞎子，在盲目自信中篤信天下太平，忽視了民間疾苦，和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聲音，在自我麻醉中走向滅亡。

然而，一心為大宋著想，堅信寬容政治的司馬光，卻注定無法實現(xiàn)寬容，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內(nèi)，都在做著相反的事，先親手埋葬寬容政治，然后埋葬自己。

這就是“司馬光悖論”，同時也是困擾了傳統(tǒng)知識分子兩千年的“寬容悖論”。

▍寬容悖論：

不寬容，敗局；寬容，大敗局

為什么司馬光的“寬容政治”走投無路？

一方面，時代已悄然改變。

司馬光放任諫官發(fā)聲，甚至是批評自己，幻想可以重回仁宗時代的寬松政治。然而，這是嚴重誤判。

仁宗時代信奉無為政治，社會發(fā)展是主要議題，朝堂之上尚存共識。而到了司馬光當政的哲宗時代，財富和權(quán)柄的再分配已經(jīng)成為主要議題，士大夫無論新黨還是舊黨，都已不可自拔的陷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激烈黨爭，基本的共識和底線已經(jīng)被破壞，很難再有寬容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環(huán)境。

另一方面，權(quán)力的本質(zhì)卻從未改變。

希望將寬容政治作為共識的司馬光，同時也在竭力維護體制和權(quán)力本身。然而中國傳統(tǒng)權(quán)力的本質(zhì)，是警惕一切潛在威脅，它從未給出寬容的承諾，更討厭被“共識”限制。比如，司馬光一紙廢除徭役的改革政令，僅六天就被圣旨推翻，政治聲望和信譽掃地。

這就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

——作為臣子，他們對權(quán)力要保持極大的寬容，對其罪惡要包裝和辯護，永遠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圣君賢臣、開明統(tǒng)治的期望中。這讓堅守士大夫道德的司馬光無所適從，他無法，也不允許自己阻攔權(quán)力的妄為，也就無力實施真正的改革。

——他們自身的道德名聲，卻被賦予了極為苛刻的標準，無論是社會、政敵還是他們自己，都不會放過他們出現(xiàn)的每一點污點。所以，司馬光的道德光環(huán)反而讓自己極易遭到攻擊。這讓他們可以被權(quán)力輕松的駕馭，用他們辦完事，背完鍋，又可以把他們甩出去當“替罪羊”。

這就是司馬光的“寬容政治悖論”——最渴望建立“寬容政治”的改革，自身卻得不到任何寬容；最需要通過聲望和名譽去推進改革的知識分子，卻往往無法在改革中保住最基本的名譽。

趙冬梅老師因此悲哀的感慨“人間最是寬容難”。

▍在政治“內(nèi)卷”中

善良總是一碰即碎

中國有句頗具文化特色的格言：慈不掌兵、義不經(jīng)商，其實，它還漏了無法說出的幾句。

中國古代的臣子，只有兩類人：不寬容的酷吏，和寬容的賢臣，前者視后者為無能腐儒，后者視前者為無德小人。也就是說，中國政治生態(tài)中，能辦事的人，名聲必須留下污點，而名聲好的人，一定要掣肘到他不能辦事。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按照權(quán)力的安排出場，并在適當?shù)臅r機退場，盡管退場的方式往往極度慘烈和……

當宋神宗們想獲取民心，需要休養(yǎng)生息和發(fā)展經(jīng)濟時，不寬容的酷吏必須退場；當宋神宗們想多收稅，要享樂或打仗時，寬容的賢臣必須退場。

而司馬光的寬容政治，恰恰是對權(quán)力的一種冒犯，他試圖塑造一種良性的朝堂生態(tài)，試圖讓廣開言路和尋找共識變?yōu)槌B(tài)。然而，他一再弄錯了出場的時機，更可怕的是，他居然想改變這個退場的游戲規(guī)則……

當“寬容政治悖論”貫穿了兩千年的中國政治文化時，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也就徹底不可避免：即使堅守理想，拒絕同流合污，甚至毫不畏懼犧牲，但卻最終流于無謂，甚至得不到一個壯烈的下場。

當他們一身正氣，力圖有所作為，卻往往上不能實現(xiàn)政治理想，下不能維護自己的名譽。而在趙冬梅老師筆下，隨著知識分子形象的坍塌，這個帝國也失去了最后的糾錯能力，一步步走向危亡的深淵，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這不僅是那個時代文人政治家的悲哀，更是值得整個民族深思的悲劇。

用洞見拆解歷史，用歷史故事表達歷史智識，正是《大宋之變》一書的特點，它所揭示的中國歷史敘事中深藏的種種權(quán)力秘密，又何止一個“寬容政治悖論”。

優(yōu)秀的作品，絕不會出自平庸者之手。 趙冬梅老師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斯坦福大學客座副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堪稱宋代歷史研究領域的權(quán)威，《大宋之變》是她專業(yè)領域吃的最透的歷史作品。除了專業(yè)性和權(quán)威性之外，趙冬梅老師還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文字魔力，讓她的書深刻但又好讀。

而作為“百家講壇”上成功的學者之一，聽眾口中“兼具優(yōu)雅與知性的最美主講人?！痹谛旅襟w碾壓傳統(tǒng)渠道的今天，她的講座依然場場爆滿。北大歷史系主任張帆教授說：“論當代歷史學者，功底扎實而又貼近公眾的，趙冬梅老師當之無愧。歷史在趙老師的聲音中復活?！?/p>

為此，沉思的托克維爾聯(lián)合先知書店誠摯推薦包括《大宋之變》在內(nèi)的“趙冬梅作品集”簽名版。除了專業(yè)性和權(quán)威性之外，趙冬梅老師還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文字魔力，讓她的書深刻又好讀。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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