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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的“帶路黨”—燕國民眾

對于“帶路黨”這個幾乎等同于“漢奸”的貶義詞，最能幫其正名的是一個正氣凜然的成語--簞食壺漿。

事實上，“簞食壺漿”的由來就是一個帶路黨人的故事。時值戰(zhàn)國時代，燕國內(nèi)亂，民不聊生，齊宣王趁勢出兵燕國，誰料燕國民眾對齊國侵略的態(tài)度跟對待“子弟兵”一樣，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不就是帶路黨么，不僅帶路，還送飯送酒。

據(jù)說在伐燕之前，齊宣王就曾問過孟子意見，孟子的態(tài)度堅決，表示現(xiàn)在伐燕就跟武王伐紂一樣大快人心。出兵之后，齊軍大勝，齊宣王又找到了孟子問接著怎么辦，孟子的意思是：如果齊軍不在燕國大肆屠殺搶掠，而是本著吊民伐罪的高尚情操，對燕國民眾秋毫無犯，與燕國民眾商量著幫他們再立一位新國君，則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行動。

問題是齊宣王野心太大，想一舉吞并燕國，再加上齊軍在燕國的表現(xiàn)完全對不起燕國“帶路黨人”的一片赤誠，結(jié)果后來被打得大敗，不僅被趕出了燕國，而且如果不是田單的火牛陣，差點齊國自己都被滅了。

重點是燕國民眾在面對齊國的入侵時，為何紛紛成為“帶路黨”？對此孟子給了一個十分夸張但卻自成邏輯的解釋：商湯在打天下時，先打東面，則“西夷怨”、先打南面，則“北狄怨”，反正面對商湯的“侵略”，周邊國家的民眾紛紛爭先恐后的表示：“憑什么后‘解放’我們”？

對于這群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帶路黨”，孟子的形容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總之在孟子的口中，帶路黨簡直是一群最可愛的人，因此必須用“簞食壺漿”、“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此等華麗的辭藻來獻給他們。

當然這段歷史也告訴我們，如果齊國軍隊背棄民心、燒殺搶掠，那么燕國千千萬萬曾簞食壺漿的“帶路黨”們會隨時變臉為最英勇的抵抗者，將侵略者趕出祖國。

戰(zhàn)國的“帶路黨”-伍子胥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成名的“帶路黨人”應該是伍子胥。伍子胥的祖國是楚國，但當父親和哥哥被聽信讒言的楚平王殺掉之后，伍子胥一夜白頭的逃到了吳國。之后伍子胥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舉兵伐楚，攻破了楚國首都，掘開了仇人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按理說伍子胥充當“帶路黨”，引外國軍隊攻擊祖國的行為至少也是個“叛國罪”吧？但是伍子胥在中國歷史上顯然是作為正面形象出現(xiàn)的，用李零先生在《漢奸發(fā)生學》中的說法是，“大家對子胥非但不恨，反覺其情可憫，有如‘夜奔’的林沖。”

漢朝的“帶路黨”—太監(jiān)中行說

繼伍子胥之后，漢朝還出現(xiàn)過一個挺有名的“帶路黨”--太監(jiān)中行說（zhōngháng yuè）。據(jù)說中行說因為被迫參與和親送親團，到了匈奴之后一怒之下就歸降了。中行說后來深度參與策劃了匈奴對漢朝的戰(zhàn)爭，貢獻了許多匈奴極其需要的情報和“本地智慧”。與伍子胥不同的是，盡管同為“帶路黨”先驅(qū)，中行說因為身上附帶了民族沖突的概念，不可避免成為了早期“漢奸”的代表人物。但即使這樣，司馬遷在《史記》里對中行說的評價也沒不堪到哪里去，還給他安排了一場舌戰(zhàn)漢使，凸顯才華的精彩橋段。

可以說一直到漢唐時代，“帶路黨人”的形象雖然算不上多么偉岸，但還遠未淪為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唐朝就不說了，連李氏皇族自己都分不清是胡是漢，民族大融合也就談不上去批判“帶路黨”或者漢奸了。在此之前的南北朝時代，如前秦的王猛、北魏的崔浩，盡管也出仕異族.n，但形象大多為正面，特別是王猛，在歷史更被當作是如諸葛武侯一樣的人杰，與苻堅二人君臣相得，在北方力主保護推行漢文化，死前還勸告苻堅不要伐晉，基本上屬于那種心系故國的“帶路黨”。

“帶路黨”的敗類--“兒皇帝”石敬瑭

“帶路黨”的形象逆轉(zhuǎn)應該發(fā)生在“兒皇帝”石敬瑭身上。說起來如果要給“帶路黨”分個類的話，石敬瑭絕對屬于“帶路黨”中的敗類，

他的帶路既沒有伍子胥這樣的家仇動因，更不是燕國民眾那樣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他給契丹人帶路就是為了自己當皇帝，因此不惜將燕云十六州作為報酬送給了契丹。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這種為了個人權(quán)位不惜生靈涂炭的都屬于人中末流，至于是不是帶路黨還倒是其次了。

不過即使沒有石敬瑭，“帶路黨”的形象崩塌也屬于歷史必然，因為碰到了極其講求“夷夏之辨”和“君臣大義”的宋朝。用李零的話來說，就算是伍子胥“這要放在宋以來，那是漢奸沒跑”。稍扯遠幾句，中國歷史上最注重“夷夏”和民族意識的時代，幾乎都是衰落時代，如兩宋、如明末、如清末、如民國，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國家越弱越強調(diào)愛國。

北宋“帶路黨”的烏龍事件--燕云十六州民眾反水

為了收回石敬瑭丟掉的燕云十六州，北宋曾出現(xiàn)過一次非常著名的“帶路黨”烏龍事件，直接導致了靖康之變。1120年，宋金結(jié)成“海上之盟”，相約夾攻遼國。在宋人看來，王師一入遼境，自然是人心所向，“若興師吊民，不獨簞食壺漿當以香花樓子界首迎接也”。也就是說只要出兵，遼國的漢人同胞肯定會充當帶路黨，會在邊界用香花搭起彩門迎接，還有這樣的橋段“宋軍兄弟們，你們終于打回來了，我們等你們等的好苦?！?/p>

一開始故事的確是按照宋徽宗君臣的劇本所寫的。事實上獻計聯(lián)金滅遼的就是遼國漢人馬植，正是他用“簞食壺漿”這些大詞忽悠了宋徽宗；還有一位重磅“帶路黨”是遼國常勝軍的統(tǒng)帥郭藥師，宋軍還沒有出兵，他就率軍八千來投，當然動機和民族大義無關，只是為了升官發(fā)財。

但讓信心滿滿的宋朝君臣沒想到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漢人早已不“心向祖國”，在遼國輕徭薄賦的政策下，據(jù)說遼國漢人的稅負比宋朝那邊還要低，小日子過得挺紅火，漢族讀書人在高度漢化的遼國官場上也順風順水。在此種情況下，大宋再怎么寄望于數(shù)百萬漢族同胞幡然醒悟，再怎么意淫統(tǒng)一大業(yè)，也基本上屬于癡人說夢。

用葛劍雄先生在《“香花樓子”神話和北宋的覆滅》一文中的說法，宋軍出兵之后，迎接他們的不是簞食壺漿和香花樓子，“而是觀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宋朝的文武官員以救星自居，將北方同胞視為異己。更關鍵的是，遼國的漢人非常仇視與女真結(jié)盟的宋朝，認為正是他們?yōu)榱说玫竭@片土地，才造成了他們的國破家亡、背井離鄉(xiāng)。

結(jié)果是這群宋人預料之中的“帶路黨人”，非但沒有對統(tǒng)一大業(yè)有所貢獻，反而隨即投靠了金軍一方，很多遼國漢人加入了南下侵宋的金軍，對“祖國”展開了復仇大業(yè)，在北宋的滅亡中貢獻了屬于自己一份的力量。

明明是一個民族，遼國的漢人本應是宋朝收復燕云十六州的“帶路黨”，最后卻成為了金軍侵宋的帶路黨，此種烏龍和逆轉(zhuǎn)也堪稱中國“帶路黨”歷史上的最大奇觀了。

南宋末年的“帶路黨”

到了南宋末年，又出現(xiàn)了新的一群“帶路黨”，而這其中大約可分為兩大群體。

一群如呂文煥、夏貴這樣半路出家的，他們也本算是死守襄陽的大宋忠良，最后卻又投降元朝成為了下一階段滅宋的“帶路黨”。特別是死守六年之久的襄陽主帥呂文煥，可算是孤臣孽子、可歌可泣，因與南宋權(quán)臣賈似道不和，而賈在襄陽被圍時的確也是救援不力，最后呂文煥投降之后將賈似道的刻骨私仇升華為對南宋的“國仇”，積極參與了滅宋。

還有一群如張弘范和史天澤這樣的資深“帶路黨”。不夸張的說在南宋的滅亡中，張弘范和史天澤這些漢族將領所起的作用甚至要大于蒙古人，比如張弘范在崖山給了南宋最后一擊的同時，還得意洋洋的在崖山留下了“張弘范滅宋于此”的墨寶；再比如郝經(jīng)，在作為元人使節(jié)出使南/ 宋時曾被囚禁了十六年而拒不歸降，堪稱元朝版的“蘇武牧羊”。

事實上張弘范、史天澤、郝經(jīng)雖是漢人，但都是金朝的漢人，一定要說他們是“奸”，那也是“金奸”。更何況張弘范和史天澤從父親那一輩開始便已歸降蒙古，張弘范的父親還被封為“汝南王”，按照中國歷史不成文的傳統(tǒng)，如果父親是前朝之臣，再到新朝為官便是“失節(jié)”，但他們的兒孫就盡可以在新朝官場上混，比如說反清了一輩子的顧炎武，他的親外甥徐乾學還做過康熙的刑部尚書?；蛘哌@么說，如果要攻擊張弘范他們這些“帶路黨”為漢奸的話，就好比說艾森豪威爾是“德奸”一樣好笑，因為艾總統(tǒng)的祖上也是從德國來的，最后他成為了滅德功臣。

明末的“帶路黨”--吳三桂

最后是明末，這又是一個“帶路黨”的高產(chǎn)時代，當然和宋朝一樣，他們的歷史形象已經(jīng)不堪入目。無疑沒有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們帶路，僅憑多爾袞、多鐸這些八旗大爺，多半是滅不了明朝的，最少南明也能混個劃江而治吧？但以范文程來說，一生并無戕害同胞的惡績，在清軍入關時甚至勸說多爾袞收拾民心善待漢人：“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yè)。師律素嚴，必不汝害?！边@個路至少帶的堂堂正正，且溫情脈脈。

再比如說吳三桂，先降后叛，縊殺永歷，自是無恥小人，屬于明末“帶路黨”中的敗類。但即使如此也應當正視，吳三桂在引清兵入關的初衷很可能只是“借師助剿”闖軍，報君父大仇，在當時的南明朝野看來也一度有救國英雄的美譽。吳三桂后來的沉淪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時勢所裹挾，一步步的滑向了所謂漢奸與無恥之尤。

應該強調(diào)的是，在明亡清興的那個歷史時段，“帶路黨”曾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群體，遠不是吳三桂等人可以涵蓋的。在那個時代，同樣也發(fā)生過如燕國民眾從帶路黨變臉為抵抗者相似的歷史情境。從1644年4月入關到1645年5月，在短短的一年的時間里，清軍取得了令人炫目的勝利，從李自成身亡到南京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清軍基本上在鮮有激烈抵抗的情況下便已擊敗了大順軍和南明兩大勢力，南明那些擁兵自重的軍閥們和各省州縣也紛紛歸降，清朝統(tǒng)一中國似乎已是手到擒來。

但此時清朝卻犯下了比之前齊宣王滅燕時更為嚴重的錯誤。多爾袞滿以為天下已定，便推出了一系列民族歧視政策，這其中尤以“剃發(fā)留辮”影響最為巨大。在“剃發(fā)令”頒布之前，大半個中國的漢人已經(jīng)做好了成為新朝順民甚至是“帶路黨”的準備，對于繼續(xù)抵抗或者什么反清復明已經(jīng)失去了興趣和斗志。用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的說法：“剃發(fā)令一出，原本準備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轍，連已經(jīng)歸附的州縣百姓也紛紛揭竿而起，樹幟反清”、“許多地方的抗清斗爭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時，而起于剃發(fā)令頒布之日”。

都知道反清中最為著名的江陰之戰(zhàn)，但事實上江陰在弘光政權(quán)垮臺時早已“和平投降”了清朝，無論是亡國還是聽起來很嚇人的亡天下，千萬個江陰縣城中的普通民眾處江湖之遠，大可不必憂國憂君憂民族復興，“肉食謀之”，就算做個“帶路黨”也無可指摘，朱家的皇帝和愛新覺羅家的區(qū)別本來就不那么大。但就是因為剃發(fā)令，才弄得天怒人怨，轉(zhuǎn)而起兵反清，幾乎戰(zhàn)至最后一人，當時有“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的壯烈說法。在此前后，嘉定、昆山各地也紛紛起事。后來連另一位著名的“帶路黨”--大學士陳名夏都看不下去了，在他當時給清廷的上書中直言：“只需留頭發(fā)、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一直到1664年的康熙三年，清軍才算最后撲滅了中國的反清力量。而此時距離閃電戰(zhàn)勝利頂峰的1645年，已過去了整整19年。也就是說一個剃發(fā)令多帶來了十多年的戰(zhàn)火。

清末的“帶路黨”-龔半倫

龔半倫是清末名士龔自珍的兒子，為八國聯(lián)軍帶路攻破京城，然后又做英國公使的翻譯，代表英國和恭親王談判，百般刁難。恭親王怒道：“你等世受國恩，卻為虎作倀甘做漢奸！” 龔半倫曰：

我等本是良民，上進之路被爾等堵死，還被貪官盤剝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罵我是漢奸，我卻看你是國賊。

恭親王一時無語。

龔自珍后人對龔半倫的評價多是「官二代」、「漢奸」、「帶路黨」等， 據(jù)《清朝野史大觀》、《圓明園殘毀考》等載：1860年，英法聯(lián)軍侵入中國，龔半倫隨英艦北上來到北京后，將辮發(fā)盤到頭頂，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裝，出入洋兵營盤，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隨后，他將聯(lián)軍引進圓明園，并搶先一步單騎直入，取珍寶重器以歸，大發(fā)橫財。然后，就有了那場震驚中外的大火……

但曾樸的《孽海花》中，對龔半倫的評價還是很不錯的，把其作為歸結(jié)為反滿：

比起先是向八國宣戰(zhàn)，后又寧與外幫，不與家奴的慈僖；比起先是扶清滅洋，后又被清庭大砍腦袋的義和團；比起英法聯(lián)軍列隊進入北京城時，夾道跪迎的清軍士兵；比起先是觀者如市，后又尾隨英法聯(lián)軍哄搶圓明園的北京市民，龔半倫反倒可愛很多。

結(jié)語

“帶路黨”是如何成為反清義士的？簞食壺漿是如何成為四處烽火的？這其中的反轉(zhuǎn)奧秘還是要回到文章一開頭的“孟子曰”。

從燕國之亂到北宋末年，再到晚明，這些其實都遠非什么值得留戀的盛世，征了“三餉”的晚明稅負之重甚至堪稱前無古人，在這樣的壞時代，若真有孟子所說的王師到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自是大義所在。帶路也罷，漢奸也罷，也正是所謂“若大旱之望云霓也”，順乎天而應乎人，少數(shù)人的國盡可以讓少數(shù)人去愛。

但“王師”們尤其應該警醒的是，一旦他們試圖破壞這個社會的日常生活與傳統(tǒng)秩序，“王師”便是“侵略者”，最溫順的“帶路黨”時刻都會變?yōu)樽顖詻Q的抵抗者。

畢竟，帶路黨常有而王師不常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