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陳華筠

提示

明代讀書人是什么模樣？是致仕歸隱卻心系天下的“鄉(xiāng)先生”，還是臧否清談卻在朋黨傾軋中進退失據的士大夫？這些刻板的印象，在陳寶良《斯文在茲：明代知識人畫像》中有了一次全面而有力的廓清。本書以宏闊的史觀、生動的筆觸，為我們勾勒了一幅公元14世紀至17世紀中華“知識圖景”的重要畫卷。

本書可謂是陳寶良近40年學術積累的精心結撰。他以“斯文”嬗變?yōu)橹骶�索，將目光從朝堂、書院投向市井、作坊，從而重塑了我們對明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固化認知。全書在歷史思辨與細膩描摹之間找到了恰切的平衡點，既是一部嚴謹的斷代社會史研究力作，也是一冊供讀者細細品讀的晚明人物志。

本書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明代從“士大夫社會”走向“知識人社會”的關鍵斷制。在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中，“斯文”仿佛是壟斷在通過科舉入仕的士大夫手中的“道統(tǒng)”特權。陳寶良指出，明代中期以降，斯文傳承的擔當者進一步泛化，不再局限于儒家學者，知識權力向掌握各類專業(yè)技能的群體分散。在書中，一個多元、生動且充滿活力的“知識人”生態(tài)場域，被分為了八種典型的切片加以解剖：一是致仕歸鄉(xiāng)、教化桑梓的“鄉(xiāng)先生”；二是嚴苛砥礪、踐行理學教條的“道學先生”；三是借詩酒文章抒發(fā)性靈的“騷人墨客”；四是好名邀譽、疏離官場的風流“名士”；五是亦賈亦儒、賈而好儒的“商士”；六是游心于物、格物致知的“工匠”；七是懸壺濟世、醫(yī)儒合流的“儒醫(yī)”；八是深鎖閨中卻才情絕代的女性知識人。通過這些身份各異的“畫像”，我們得以清晰地看到，在晚明，“知識”不僅僅意味著四書五經，它已經拓展至百工技藝、經商理財等廣闊領域。文化權力不再是少數廟堂之士的禁臠，而是一點點浸潤到了民間與專業(yè)領域。

第五章對“商士”的描繪，堪稱全書最為精彩的篇章之一。在傳統(tǒng)的偏見里，商人往往被認為是重利輕義的，然而本書通過豐富的史料表明，晚明出現了大規(guī)模的“棄儒從商”與“商而好儒”現象。這些“商賈知識人”不僅具備雄厚的財力，更在經商的云游中積累了深厚的地理、算術與世俗之知。他們崇儒好文，不僅重塑了自身的階層形象，更通過刊刻書籍等方式，構成了推動晚明文化繁榮的一支重要經濟與社會力量。

陳寶良并未滿足于羅列八類知識人的形象，而是透過群像的縫隙，洞見了明季文化體系的整體性轉型帷幕的徐徐拉開。當理學家在書院建構龐大的道德心學體系時，中晚明的街頭巷尾，日用民生之道正在悄然興起，成為另一種更加生動活潑的學問。與西方近代科學興起的路徑不同，明代很多知識的進步并非源自貴族空想或純學院派的推導，而是由工匠在“游于藝”的長期實踐中觸類旁通，或由醫(yī)生在對癥下藥的臨床中破舊立新。這種從“形而上之思”向“形而下之術”的滑移，讓整個社會的知識基座變得更加厚重、務實而多元。這些由“術”見“道”的普通人，正是被正史遺忘的幕后推動者，而陳寶良將他們鄭重地請回了歷史的前臺。

在本書的描述中，“斯文”不再是皇帝特許或科舉認證的特權體系。當一位名醫(yī)通過醫(yī)術獲得跨越階級的社會聲望，當一位布衣文人通過出版書籍引領一時的風尚，“道統(tǒng)”便悄然發(fā)生了移位。代表民間的、鮮活的“文化權力”，開始與僵化的行政權力構成一種并行甚至對峙的奇妙格局。這恰恰是晚明社會“活力”與“多樣性”的根源之一，也是理學禁錮之下依然能開出個性解放、思想爭鳴花朵的底層密碼。

陳寶良素來以扎實渾厚的史料功底見長，在本書中，他展現出了同樣的風范，同時又有一種自覺的文體拓新意識。他既從官方正史里構架筋骨，又從不厭棄散落在明人筆記、日記乃至小說中的血肉細節(jié)。這種“全景與切片”并置的手法，既避免了宏大敘事的空洞，又超越了碎片化的俚俗獵奇。

全書文字洗練卻飽含趣味，不故弄玄虛，不以艱澀文飾淺陋。如寫商賈之勤勉、醫(yī)家之濟世、名士之落寞，往往只消數十字，便讓一位湮沒于故紙堆中的古人形象呼之欲出，頗得明代小品文與筆記小說的白描神韻。這種史筆，使人讀來不覺得枯燥，反而有一種讀《世說新語》般隨時有發(fā)現的樂趣。

陳寶良為我們勾勒出了一批最早具備“現代”雛形的知識靈魂。他們告訴我們，在歷史的關鍵轉折點，“讀書人”不僅是坐而論道的旁觀者，也是以行走、制造、經商、行醫(yī)乃至戀愛、吟唱來介入世界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