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那幾年，布爾什維克最頭疼的其實不是那些明擺著的敵人——不是那些想要復辟沙皇的保皇黨，也不是那些穿著將軍制服、領著白軍從四面八方打過來的前帝俄軍官。那些人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反而好辦。因為他們站在白線的那一邊，紅軍只要在戰(zhàn)場上把他們打垮就行了，仗打得再慘烈，道理是分明的。

真正讓列寧睡不著覺的，是那些從“自己人”陣營里反出來的力量。

這話聽起來有點怪。但你要是翻翻當年的電報和講話，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道理。

1921年喀瑯施塔得的水兵拿起槍對準布爾什維克的時候，他對著中央委員會的人說，這幫水兵比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三個人加起來都危險。鄧尼金是什么人？白軍南俄武裝力量的最高統(tǒng)帥，手下十幾萬人，一度打到離莫斯科只剩三百多公里。高爾察克呢？自封的“俄國最高執(zhí)政官”，在西伯利亞拉起一支幾十萬人的隊伍，背后還有協(xié)約國的槍炮支援。列寧說這幾個人的威脅加在一起，還不如喀瑯施塔得那幾千個水兵大。這要是外人聽起來，簡直不可理喻。

但我后來慢慢想明白了。

那些白軍將領，他們是明明白白站在布爾什維克對立面的。他們的旗幟是什么？是“偉大的、統(tǒng)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羅斯”，是要把布爾什維克這幫“德國間諜”從克里姆林宮里趕出去，恢復“秩序”和“祖國”。他們跟布爾什維克之間沒有任何共同語言，就像水火不容一樣，見了面就是你死我活。所以紅軍戰(zhàn)士去打白軍的時候，心里是清楚的——這幫人是舊世界的看門狗，是地主和資本家的走狗，打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

可喀瑯施塔得那幫水兵不一樣。

喀瑯施塔得是什么地方？那是波羅的海艦隊的母港，是彼得格勒的海上門戶。1917年十月革命的時候，這幫水兵是布爾什維克最鐵的盟友。阿納托利·熱列茲尼亞科夫，就是帶領水兵沖進冬宮、把臨時政府的部長們從床上拽起來的人，他是喀瑯施塔得的無政府主義水兵的頭兒。列寧的“和平、土地、面包”那口號，這幫水兵喊得最響。他們在十月革命當中流的血、出的力，一點不比彼得格勒的赤衛(wèi)隊少。

就這么一幫人，到了1921年，居然調轉槍口，成了布爾什維克的敵人。

這故事要是從頭講，得從1917年年底說起。

1917年十月革命剛成功，布爾什維克掌了權。這時候俄國的情況，說好聽點叫百廢待興，說難聽點就是一團亂麻。仗還在打，德國人還在西邊蹲著，城市里糧食不夠，農村里農民不愿意把糧食交出來。列寧和托洛茨基最著急的一件事，就是趕緊結束跟德國的戰(zhàn)爭。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就得被活活拖死。

于是他們跟德國人談判，簽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這個條約，說句公道話，條件確實夠苛刻的。俄國要割讓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波蘭、立陶宛、庫爾蘭這些地方，還要賠六十億馬克的戰(zhàn)爭賠款。用當時左翼社會革命黨領袖瑪麗亞·斯皮里多諾娃的話說，這是“把俄國賣給了德國人”。

社會革命黨這幫人，本來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當中最堅定的盟友。他們是從社會革命黨里分裂出來的左翼，主張跟布爾什維克聯(lián)合，推翻臨時政府，把土地分給農民。十月革命之后，他們跟布爾什維克組成了聯(lián)合政府，在契卡里頭也占了位置，還拿到了農業(yè)、司法這幾個部的部長當。

但在《布列斯特和約》這件事上，他們跟布爾什維克徹底翻臉了。

左翼社會革命黨人是什么想法呢？他們的邏輯其實挺清楚——俄國不能跟德國媾和，應該繼續(xù)打下去，把這場帝國主義戰(zhàn)爭變成革命戰(zhàn)爭。只要仗還在打，德國國內的工人和士兵就會被戰(zhàn)爭拖垮，遲早會像俄國一樣爆發(fā)革命，到那時候，整個歐洲都會變成蘇維埃。羅莎·盧森堡在德國也是這么想的，他們覺得這是世界革命的機會窗口，說什么也不能關上。

可列寧不這么看。列寧的想法更現(xiàn)實一點：俄國現(xiàn)在根本打不動了，軍隊已經散了，農民不想打仗，工人連飯都吃不飽。你要繼續(xù)打下去，德國人一個反攻就能把彼得格勒端了，到時候蘇維埃政權都沒了，還談什么世界革命？所以先活下來再說，割地賠款就割地賠款，等以后革命成功了，這些債一筆勾銷就是了。

兩邊誰也說服不了誰。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在1918年3月退出了聯(lián)合政府，以示抗議。

但他們不只是抗議。到了1918年7月，他們干了一件大事——或者說，干了一件蠢事。

7月6日那天，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利用自己在契卡里面的關系，派了兩個殺手，跑到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把德國大使威廉·馮·米爾巴赫伯爵給殺了。這幫人的想法是，殺了德國大使，德國人肯定要報復，布列斯特和約就廢了，蘇維埃俄國就不得不重新跟德國開戰(zhàn)。他們覺得老百姓會支持他們，覺得一開戰(zhàn)，德國工人就會起義，覺得這就能引爆世界革命。

結果什么都沒發(fā)生。

布爾什維克反應極快。捷爾任斯基親自帶隊去抓人，左翼社會革命黨的人在莫斯科發(fā)動了武裝暴動，控制了電報局和電話局，用大炮轟克里姆林宮。但他們只有一千八百來人，撐了兩天就被紅軍給鎮(zhèn)壓了。斯皮里多諾娃和其他領導人被抓了起來，左翼社會革命黨這個政黨，基本上就這么完了。

后來有些歷史學家說，左翼社會革命黨這幫人太天真了。他們以為殺了德國大使，老百姓就會跟著他們走?？蓪嶋H上，當時的俄國農民和工人最關心的是什么？是糧食，是土地，是別再打仗了。誰要再把他們拖進戰(zhàn)爭，他們就跟誰急。左翼社會革命黨那套“革命戰(zhàn)爭”的理論，在老百姓那里根本沒人買賬。

但這件事給布爾什維克提了個醒：左翼的反對派，比右翼的敵人更麻煩。因為你沒法簡單地用“反革命”的帽子把他們扣死。他們跟布爾什維克一樣喊社會主義，一樣說蘇維埃，一樣舉著紅旗。他們的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蘇維?！保恰按虻构倭胖髁x的布爾什維克”，是“恢復真正的蘇維埃民主”。這些口號在工人和農民中間，是有市場的。

而最讓布爾什維克感到威脅的，是這些左翼反對派的活動方式。白軍是從外面打進來的，有明確的戰(zhàn)線，有清晰的敵我。但左翼反對派不一樣，他們就藏在蘇維埃政權的內部，藏在工人和農民中間。你沒辦法用打仗的方式對付他們，你得用警察，用秘密警察，用那些見不得光的手段。

契卡就是這么用的。

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這個人，在蘇聯(lián)歷史上是個很有爭議的角色。他是契卡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契卡的頭頭。他的任務，就是在蘇維埃俄國境內，把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人給清理掉。白軍的事情歸紅軍管，左翼反對派的事情，歸契卡管。這種分工，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左翼反對派不是戰(zhàn)場上的敵人，他們是藏在人群里的“內鬼”。

捷爾任斯基的手段，說好聽點叫“堅決”，說難聽點就是恐怖。紅色恐怖不是鬧著玩的，1918年8月列寧遇刺之后，契卡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抓了幾千個人，槍斃了幾百個。那些被抓的人里，有不少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對左翼反對派的容忍度，在這之后就越來越低了。

不過，真正讓布爾什維克覺得“左翼反對派不好對付”的，還不是這些政黨，而是那些沒有黨派的、自發(fā)的、由農民和工人自己搞起來的起義。

最典型的就是坦波夫起義。

坦波夫在莫斯科東南邊，是個農業(yè)省。1918年到1920年，布爾什維克搞“戰(zhàn)時共產主義”，在農村實行余糧收集制。什么叫余糧收集制？就是政府派征糧隊到農村，把農民手里的糧食強行收走，拿去供應城市和紅軍。農民留多少糧，不看你家有幾口人，不看你種了多少地，而是看戰(zhàn)前的產量。戰(zhàn)前產量高的，就得多交。哪怕今年收成不好，哪怕你家里孩子多，該交的糧一斤都不能少。

這政策把農民給逼瘋了。農民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結果征糧隊一來，把你家糧倉搬空了，連種子糧都不給你留。你家人吃什么？你拿什么種明年的地？你養(yǎng)的那些牲口吃什么？農民沒辦法，只能減少種地面積，你征得越多，我種得越少。到了1920年，坦波夫一帶的農民實在忍不下去了，開始拿起槍反抗。

領導這幫農民的，是個叫亞歷山大·安東諾夫的人。他以前是左翼社會革命黨的，后來跟黨鬧掰了，自己拉了一支隊伍，在坦波夫一帶打游擊。他的隊伍叫什么？“綠軍”——不是紅，不是白，是綠，代表農民的顏色。

安東諾夫這個人，你說他是土匪也行，說他是農民起義領袖也行。他的部隊沒什么嚴密的組織，也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他們就是不想交糧，不想讓征糧隊進村。

但就是這么一支“沒什么思想”的隊伍，在1920年到1921年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把坦波夫省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攪得天翻地覆。紅軍調了好幾個師去鎮(zhèn)壓，用了毒氣彈，抓了人質，搞了大規(guī)模的集體處決，才算把起義給壓下去。

列寧對坦波夫起義的態(tài)度，從他的電報里就能看出來。

1918年8月，他給奔薩的蘇維埃發(fā)了一封電報，說富農起義必須毫不留情地鎮(zhèn)壓，要公開吊死至少一百個富農，要扣押他們所有的糧食，要讓方圓幾里的人看到這一切，“讓他們顫抖著告訴自己，我們正在殺死嗜血的富農”。這種話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嘴里說出來，聽著確實有點瘆人。

但列寧有他的道理。在他看來，這些農民起義不是孤立的，它們是反革命勢力的組成部分，是白軍進攻的內應。農民不交糧，紅軍就沒飯吃，白軍就會打過來。

所以，必須用最嚴厲的手段把農民給壓下去，哪怕手段再殘酷，也不能讓步。

坦波夫起義也好，左翼社會革命黨起義也好，跟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起義比起來，都算不了什么。

喀瑯施塔得起義，是整個左翼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的高潮，也是最悲劇的一頁。

前面說了，喀瑯施塔得的水兵是十月革命的功臣。但到了1921年，這幫功臣對布爾什維克越來越不滿了。不滿什么？不滿的事兒太多了——糧食配給越來越少，工廠停工，工人挨餓；蘇維埃變成了一黨專政，其他政黨被取締，真正的民主沒有了；農村里征糧隊像強盜一樣搶糧食，農民不種地了；布爾什維克的官僚們住著大房子、吃著好東西，普通工人卻連面包都吃不飽。

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工人開始罷工，抗議糧食短缺和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布爾什維克派軍隊去鎮(zhèn)壓，抓了一大批工人。消息傳到喀瑯施塔得，水兵們炸了鍋了。

2月28日，“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戰(zhàn)列艦上的水兵們開了一個會，通過了一份決議。這份決議后來被叫做“喀瑯施塔得十五點要求”。我看了這份決議的內容，說實話，里面沒什么反蘇維埃的東西。他們要的是：重新選舉蘇維埃，而且是秘密投票；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釋放所有被關押的社會黨人；廢除軍隊里的政治委員；農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工人可以自由組織工會。這些要求，放在今天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里，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東西。

但在當時的布爾什維克眼里，這是反革命的旗幟，是白軍的陰謀，是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煽動。

托洛茨基的反應最快。他下了死命令：必須在一周之內把喀瑯施塔得拿下來，不惜任何代價。圖哈切夫斯基帶了六萬紅軍，從冰面上直接進攻喀瑯施塔得。水兵們只有一萬多人，但他們是海軍，有艦炮，有堡壘，防御工事很堅固。雙方打了十幾天，紅軍的傷亡很大，最后靠著絕對的人數(shù)優(yōu)勢，在3月18日攻進了要塞。

戰(zhàn)斗結束之后，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清算。一千兩百到兩千多名水兵被處決，更多的人被送進了集中營。那些跑得快、逃到芬蘭去的水兵，后來也沒能躲過一劫。有些人后來被斯大林的特工給抓回來，扔進了古拉格。

列寧后來在黨代會上說，喀瑯施塔得起義是“一道閃電”，照亮了黨內的問題。他承認，農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已經到了極限，工人也在鬧事，再這么搞下去，政權真要完蛋了。

所以他決定廢除戰(zhàn)時共產主義，搞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自由出售余糧，允許小商小販做生意，把經濟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但新經濟政策不是對左翼反對派的讓步，它是對經濟的讓步。對政治上的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反而越來越強硬了。

1921年的俄共（布）十大，列寧提出了《關于黨的統(tǒng)一》的決議，禁止黨內任何派別活動。工人反對派被解散，民主集中派被解散，任何黨內不同意見都被視為“派別活動”，輕則開除黨籍，重則流放。

到這時候，左翼反布爾什維克起義的結局已經很清楚了。左翼社會革命黨完了，孟什維克完了，無政府主義者要么被抓，要么流亡國外，農民起義被鎮(zhèn)壓了，水兵起義被鎮(zhèn)壓了。布爾什維克成了唯一剩下的政黨，蘇維埃成了布爾什維克手里的橡皮圖章。

后來有個叫華爾特·克里維茨基的人，曾經在蘇聯(lián)的情報部門干過，后來叛逃到了西方。他在回憶錄里說，喀瑯施塔得起義是蘇聯(lián)歷史的轉折點。

他說，這幫水兵是十月革命的功臣，是布爾什維克最堅定的支持者。當他們拿起槍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時候，說明蘇維埃政權已經不再是工人的政權了，它變成了一個官僚機器，變成了一個獨裁政權。

克里維茨基說，從那以后，蘇聯(lián)就走上了一條跟社會主義完全不同的道路。

這話對不對，各有各的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左翼反布爾什維克起義，是十月革命之后俄國左翼陣營內部最大的一次分裂。這幫人跟布爾什維克一樣喊著社會主義，一樣恨著沙皇和白軍，但他們最終被布爾什維克當成敵人給消滅了。

他們的失敗，意味著蘇俄的左翼政治徹底沒了聲音，意味著布爾什維克可以不用再考慮任何人的意見，自己說了算。

列寧說喀瑯施塔得水兵比白軍將領加起來都危險，這話說得其實沒錯。不是因為他們真有那么大的軍事威脅，而是因為他們證明了布爾什維克的統(tǒng)治出了問題——出在了自己人身上。

白軍的威脅是外部的，打過去就行了。但水兵的威脅是內部的，它告訴你，連最鐵的支持者都覺得你不行了。這種威脅，比任何軍隊都可怕。

所以左翼反布爾什維克起義這回事兒，說到底，就是一場“自己人”的決裂。這幫人曾經跟布爾什維克肩并肩，一起推翻了沙皇，一起打倒了臨時政府，一起舉著紅旗沖進冬宮。

但幾年之后，他們就因為怎么走社會主義道路、怎么建設新俄國的問題，鬧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布爾什維克贏了，他們輸了。贏的人把輸?shù)娜藦臍v史里抹掉了，只留下一句話——他們是“穿著革命外衣的反革命”。

我覺得這幫人沒那么復雜。他們就是一批跟列寧想法不一樣的人。

列寧覺得為了保住政權可以割地賠款，他們覺得不行；列寧覺得一黨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覺得不是；列寧覺得為了打仗可以沒收農民的所有糧食，他們覺得農民也得吃飯。

這些分歧，現(xiàn)在看起來，沒那么不可調和。但在那個時候，在戰(zhàn)爭的、饑餓的、所有人都殺紅了眼的那幾年里，什么分歧都能把人送上刑場。

這就是左翼反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故事。

不是什么英雄史詩，也不是什么陰謀叛亂，就是一群曾經站在一起的人，在一條泥濘的路上走岔了道，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