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對于以色列的民主進程而言是一個悲傷的日子。以色列議會通過了一項具有歧視性的法律，規(guī)定任何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若在恐怖襲擊中故意致人死亡，將被判處死刑。

該法案卻將那些對巴勒斯坦人實施類似暴行的定居者排除在外。例如，1994年2月25日在希伯倫族長陵墓冷血殺害29名穆斯林的巴魯克·戈爾茨坦，若在今日，便不會受到該法律的追究。

這項可恥的法律并不能掩蓋以色列公眾輿論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以來所經(jīng)歷的道德倒退，正是這種倒退為該法案的通過鋪平了道路。多年來的各項民調(diào)始終顯示，絕大多數(shù)以色列人支持對“雙手沾滿鮮血”的恐怖分子執(zhí)行死刑。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2年11月的一項最新調(diào)查顯示，70．7％的受訪者支持對因謀殺以色列人而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執(zhí)行死刑。

比法律本身更嚴重的是，那些長期觀察以色列社會及其軍隊演變的人士指出，社會上已形成一種共識：即便恐怖分子已被俘獲且失去反抗能力，甚至未曾傷害任何猶太人，也應將其當場處決。這實際上是將“殺人意圖”本身視為死刑的理由。外界普遍認為，不應像某些人那樣將這種趨勢簡單歸咎于去年10月7日的創(chuàng)傷，這種演變由來已久。

回顧1986年的“300號巴士事件”，四名巴勒斯坦人劫持了一輛往返特拉維夫與阿什凱隆的巴士，要求釋放被關(guān)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在安全部隊的突襲中，兩人當場死亡，另外兩人被俘。

當時，辛貝特的部分高級官員要求時任總理希蒙·佩雷斯撤換亞伯拉罕·沙洛姆，但未果。隨后，他們求助于政府法律顧問，后者決定啟動司法調(diào)查。為了避免丑聞嚴重損害辛貝特的形象，政府最終從總統(tǒng)處獲得了對涉案責任人的赦免。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之后，局勢變得更加令人擔憂：以色列社會多數(shù)人開始支持違背國際法的觀點，即恐怖分子應被當場處決。即便對方并未造成傷亡，甚至已經(jīng)受傷且手無寸鐵，這種傾向依然存在，著名的阿扎里亞案便是例證。

2016年3月24日，在希伯倫，兩名巴勒斯坦人持刀襲擊以色列士兵，一人當場死亡，另一人重傷倒地。以色列士兵埃洛爾·阿扎里亞走上前去，朝其頭部開槍將其打死。這一過程被以色列非政府組織“以色列人權(quán)組織”的成員拍下并廣泛傳播，引發(fā)轟動。阿扎里亞隨后被捕并接受審判。

當時，輿論多數(shù)站在阿扎里亞一邊，試圖為其尋找減刑理由，甚至將其奉為民族英雄。根據(jù)以色列國家電臺2016年4月的民調(diào)，66％的以色列人支持釋放他，65％的人認為這是正當防衛(wèi)。盡管法院最終裁定其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并判處18個月監(jiān)禁，但包括工黨議員謝莉·亞基莫維奇在內(nèi)的多名右翼政客仍要求總統(tǒng)予以赦免，最終未獲批準。

2016年8月，“和平指數(shù)”顯示，超過60％的以色列人認為在反恐斗爭中“道德考量沒有立足之地”。2015年10月，中間派政黨“擁有未來”的領(lǐng)導人亞伊爾·拉皮德在《國土報》上公開表示，支持擊斃任何掏出刀具的巴勒斯坦人。此類事件不勝枚舉，但大多被媒體和人權(quán)組織記錄在案后，以“證據(jù)不足”為由不了了之。

六年后的2022年3月，情況幾乎沒有改變。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民調(diào)顯示，78％的以色列人支持在反恐框架下“道德考量沒有立足之地”，并認為“允許采取一切手段防止襲擊”。

在2022年11月的一項調(diào)查中，54．7％的受訪者認為必須殺死恐怖分子，即使對方已經(jīng)“被制服且不構(gòu)成任何危險”。盡管以色列法院從未真正判處過恐怖分子死刑，但仍有74．1％的受訪者支持執(zhí)行死刑。

凱斯特爾曼案悲劇性地印證了這種倒退。2023年11月30日，在耶路撒冷，兩名恐怖分子向人群開火。路過的武裝平民尤瓦爾·多倫·凱斯特爾曼沖上前去將兩人擊斃。當凱斯特爾曼跪地投降、敞開襯衫以示未攜帶爆炸物并高喊自己是以色列人時，趕到現(xiàn)場的士兵卻將其誤認為恐怖分子并將其射殺。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事后竟稱這些士兵為“英雄”。

我們必須對這項法律以及議會中為慶祝“勝利”而開啟香檳的荒唐行徑表示憤慨。但同時必須承認，以色列公眾輿論早已傾向于處決恐怖分子，即便對方手無寸鐵且未造成傷亡。作為該法案的發(fā)起人，本－格維爾并未發(fā)明這種思維，他只是順應了這種長期存在的社會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