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金兵破城，徽宗、欽宗兩位皇帝被一鍋端走，北宋就這么沒了。

可翻翻四年前的賬——疆域擴到開國以來最大，國庫充盈，西夏被圍得只剩喘氣。

一個還在往上走的王朝，怎么突然就塌了？

這場滅亡太詭異，它根本不像一個王朝該有的死法，那些年汴京城里，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但輕佻的人，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把權(quán)力攥到手里。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駕崩，身后沒有兒子，皇位空出來了。按禮制來說，輪也輪不到趙佶——哲宗的親弟弟趙似還在，神宗目前存活的年長皇子趙佖也有資格。章惇在朝堂上明確說了，這兩人才是正統(tǒng)。

向太后沒聽他的，點名要趙佶。

外人看這件事，以為是太后偏心，其實背后有另一套算盤。哲宗在位那些年，是新黨當?shù)?，向太后是舊派人物，長期被壓著，她要翻身，就得選一個能讓自己說話算數(shù)的皇帝。

趙似和趙佖的親生母親都還在世，兒子一旦登基，她們就成了太后，向太后反而要靠邊站。趙佶不一樣，他的生母陳氏早在他十歲時便已去世，身邊沒有強勢的母族，向太后扶他上位，自己才能真正把舵。

趙佶繼位，起初大權(quán)全在向太后手里。太后聽政，把新黨官員打壓了個遍，章惇、蔡卞貶的貶、撤的撤，舊黨人物大批復(fù)職。趙佶坐在龍椅上，幾乎只是個擺件。

換個脾氣急的人，早就出手了。趙佶選擇了等。

每次向太后發(fā)號施令，他順著來，表現(xiàn)出一副乖巧孝順的樣子。御史臺有人看不下去太后遲遲不還政，上折子罵了一通，太后哭著不吃飯，趙佶立刻把那個御史貶到揚州去管糧倉。外人以為這是趙佶在幫太后壓場子，其實趙佶比誰都清楚，向太后年紀大了，他只要不鬧騰，時間站在他這邊。

后來臺諫官們聯(lián)手寫折子轟太后，向太后頂不住了，還政了。趙佶接過權(quán)力，對太后家族該給的好處一分沒少，安撫得妥妥當當。

從繼位時手里空空，到幾年間穩(wěn)穩(wěn)掌權(quán)，這套操作跟"輕佻"二字毫無關(guān)系。他沒有大張旗鼓，沒有流血沖突，用最小的成本拿到了最大的結(jié)果。這是一個極懂得審時度勢的人，只是后來他越來越喜歡花錢，越來越信任身邊幾個人，才讓這份政治敏銳沒能貫穿始終。

趙佶掌權(quán)之后，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新舊黨爭從神宗朝折騰到哲宗朝，兩撥人互相打壓了三十多年，朝廷已經(jīng)快轉(zhuǎn)不動了。他先試著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年號定為"建中靖國"，擺出一副中立的姿態(tài)。

這招沒用。兩邊都是死敵，你跟他們說"和平共處"，沒一個聽得進去。趙佶想通之后，決定徹底走新黨路線，改元"崇寧"，意思是繼承熙寧變法的衣缽，啟用蔡京，用政治高壓把黨爭強行按住，舊黨人物大批貶謫，名字刻進"元祐黨籍碑"，上了這個碑的，一律不得回京任職。

爭了幾十年的事，就這么切掉了，干脆是干脆，但也得罪了一大批舊黨官員。

接著趙佶開始動真格的改革。

鹽是第一個下刀的地方。此前鹽場生意被少數(shù)豪強世代把持，鹽價由他們說了算，朝廷收不到幾個錢，百姓吃的還是高價鹽。崇寧元年（1102年）頒布《改鹽法詔》，直接取消世襲經(jīng)營資格，改行"鹽鈔"制度——鹽商買鹽，須先向朝廷購買憑證，憑證上寫好數(shù)量和價格，拿著去鹽場提貨，中間沒有人能插手抬價。

六年時間，鹽稅從一千二百萬貫漲到兩千一百萬貫，增幅超過七成，私鹽案件反而減少了近四成，鹽價平穩(wěn)，尋常百姓終于能買得起鹽。

鐵礦隨后跟著收回，三十七座鐵監(jiān)重歸朝廷管轄，兵器自給自足，省下大筆軍購費用。

崇寧三年（1104年），趙佶再下令重新丈量全國土地。這才是真正戳到痛處的地方。土地兼并是宋朝的老毛病，士大夫地主手里攥著大量田地，但向官府報的，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數(shù)字。

重新丈量一出，藏了多久的地都得攤出來，多少地就交多少稅，沒有退路。最終清查出隱田一點一億畝，單年多收稅錢八百八十萬貫，其中六百萬貫專用于平抑糧價和賑災(zāi)救荒。

同年，趙佶設(shè)居養(yǎng)院、安濟坊、漏澤園，朝廷出錢贍養(yǎng)七十歲以上的孤寡老人，辦免費醫(yī)院，給無主尸骨安排葬地。全國居養(yǎng)院開到一千零八十九所，三院費用合計只占朝廷年支出的百分之六。

興學同步推進，各地設(shè)公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有，平民子弟只要讀得好，一樣能走仕途。為配套這件事，他順手廢掉了恩蔭制度，堵死了官員子弟靠父輩資歷直接入仕的路。

這些政策放在今天看，有相當?shù)姆e極意義。麻煩在于，得罪的全是掌握話語權(quán)的階層——豪強、世襲鹽商、地主、官僚子弟。

他們虧的是真金白銀，寫進史書里的憤怒也是真實的，日后這一套政策在史料里幾乎全被扣上"擾民""苛政"的帽子，下筆的人，正是這批人。

執(zhí)行層面也出了岔子。蔡京名義上是變法的操盤手，實際上打著紹述新法的旗號沒少中飽私囊。方田法推行時，有人把好田謊報成荒地，趁機侵占。鹽鈔制度里，蔡京靠發(fā)行新券替換舊券的差價牟利，逼得不少鹽商血本無歸。趙佶眼前看到的是國庫賬目好看，地下爛成什么樣，他不知道。

宣和六年（1124年），趙佶頒了一道"免夫錢"的詔令，原本是讓需要服徭役的人以錢代役，歷來是有錢人才會用的選項。這一次他把所有人圈了進去，上至宗室百官，下至平民百姓，一律要交，限期兩個月繳足，逾期按軍法處置。

士大夫階層炸開了鍋。前些年重新丈量土地，多交了一輪稅；廢恩蔭，斷了子弟的保送路；現(xiàn)在又來一道免夫錢，今天收完了，下回不知道還有什么名目。有人開始謀劃換一個皇帝來。

朝廷內(nèi)部的儲君之爭已經(jīng)暗流涌動了很多年。

趙佶的太子是嫡長子趙桓，政和五年（1115年）正式立儲。立是立了，趙佶心里更喜歡三兒子趙楷。趙楷琴棋書畫樣樣通，性情愛好與趙佶極為相近，趙佶欣賞他，重臣童貫、楊戩等人自然看出風向，紛紛與鄆王府往來密切，明里暗里擠兌太子。趙桓在東宮每天過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讀書之外什么都不碰，只養(yǎng)些魚打發(fā)時間，生怕給人抓住把柄。

要讓趙桓的位置穩(wěn)下來，支持他的那批人必須先讓趙佶退位。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國以北宋庇護叛將張覺為由，出兵南下。接下來發(fā)生的事，細看很不對勁。

十二月初九，燕山府守將郭藥師，帶著七萬兵馬，開城投降了區(qū)區(qū)六萬金兵。投降本身已經(jīng)夠奇怪，更離譜的是，金兵接收這七萬降軍之后，把人一擱，轉(zhuǎn)身繼續(xù)南下，既沒有整編，也沒有設(shè)防。

任何一個有軍事常識的主將都清楚，降軍留在身后是致命的隱患，隨時可能反水，前后夾擊是死路。金兵卻毫不在意，這只能說明一件事——他們知道這批人不會動。

金兵一路南下，遭遇的抵抗少得出奇。十二月初九還在燕山府，宣和八年（1126年）正月初七，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汴京城下，二十八天，八百公里，幾乎暢通無阻。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距金兵抵京還有半個月，趙佶頒下罪己詔，宣布將皇位內(nèi)禪給太子趙桓。

從唐到宋，皇帝主動禪位的案例屈指可數(shù)。唐玄宗當年連長安都跑了，也沒主動交出帝位，是李亨跑去靈武自行稱帝，玄宗才不得不認。趙佶不同，金兵還有半月才到，他已經(jīng)交出皇位了。這步棋走得太急，太配合，局面是誰布的，答案呼之欲出。

趙桓（宋欽宗）即位，第一件事是清場。

三弟趙楷的封號和職位立刻調(diào)整，明升暗降，徹底推出權(quán)力核心。趙佶的親信高俅被撤，換上自己的舅父王宗濋掌管殿前司，兵權(quán)到手。隨后趙佶被請出禁中，遷居別處，朝政大小事務(wù)，不再經(jīng)他這里走。

動作利落，但趙桓低估了自己父親的韌勁。

金兵第一次圍城，因為攻城受挫，撤退了。趙桓趁機把趙佶從東南接回汴京。接回來之后，趙佶身邊的宦官陳思恭等十名隨侍全部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斬"，這是軟禁，只是換了個體面的名頭。

趙佶想的，是在東南另起一套局面。趙桓把這件事看得透徹，父親只要還在外面，自己這個皇帝就坐得不穩(wěn)。

金兵第二次南下，汴京再次被圍。此時各地勤王之師正在趕來，種師道帶著西北精兵已經(jīng)出發(fā)，汴京城防尚算完整，城中百姓自發(fā)持械抵抗。

趙桓的選擇是求和。

他不是不知道局勢，是不敢打。勤王軍一旦大規(guī)模入城，那些老臣武將里有多少是趙佶的舊部？軍隊進城，趙佶的人脈就被激活了，那局面就不好控了。他把主戰(zhàn)的李綱撤職，命各地勤王軍停下來，回駐地待命。

金營提出，要趙佶出來作人質(zhì)。趙桓在這件事上罕見地展現(xiàn)了"孝子"姿態(tài)，說出"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zhì)"，拒絕交出趙佶。金人改口，說派人去請趙佶出來談，趙桓說父皇染病，不能出門，愿意自己代替。

他明知道出去可能被扣，還是去了。出發(fā)前，他秘密交代心腹孫傅：如果自己出了意外，讓十歲的太子監(jiān)國，再召集死士護著太上皇和太子突圍南奔。寧可讓孩子監(jiān)國，寧可自己被扣在金營，也絕不能讓趙佶的手再碰到權(quán)柄。

趙佶其實早就看清了出路在哪里。他勸趙桓效仿當年玄宗出逃的路子，帶著皇室離開汴京，只要出了城，就還有周旋的余地。趙桓死活不動。

南宋立國之后，有人回顧這段歷史，寫下這樣一句話：若當時聽從太上皇的建議，積極集結(jié)各路勤王之師守城，局面未必到這一步。趙桓不是守不住，是不想守。

他把防著父親復(fù)位這件事，放在了守住汴京的前頭。一座城池，最難守的不是城墻，是里面人的心思。

北宋被金人打垮，可金人能走得那么順，是因為里面有人先打開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