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清明節(jié)，四川大邑安仁鎮(zhèn)發(fā)生了一件事，讓不少人心里犯起了嘀咕。

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牽頭搞了一場劉氏家族祭祖活動，原本只準備了75桌酒席，預計來650人。

結(jié)果當天烏泱泱涌進來上千號人，從北京、成都、雅安甚至海外趕來的都有，輩分隔了七代，最小的還不到一歲，大概有200人連位子都沒找到，只能悻悻離去。

一場祭祖鬧出這么大動靜，輿論當場就炸了。

倒不是嫌人家排場大，而是這場活動的主角——劉文彩——這個名字對老一輩人來說，跟“惡霸”兩個字是劃等號的。

今天居然有人要給他翻案，你說這事兒擱誰心里能舒服？

說起劉文彩，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的。

四川大邑的“收租院”，那是一座大型泥塑群像，交租、驗租、風谷、過斗、算賬、逼租、反抗七個部分，把地主剝削農(nóng)民那點事刻畫得入木三分。

而這組泥塑，就擺在劉文彩的莊園里頭。

劉文彩的莊園有多大？占地七萬多平方米，分南北兩片。

南面他自己住，北面是給他弟弟劉文輝蓋的。

跟山西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比，不論是奢侈程度還是面積，劉文彩這座莊園都更勝一籌。

這還只是他搜刮民脂民膏的冰山一角。

劉文彩，四川大邑安仁鎮(zhèn)人。

他弟弟劉文輝是川軍旅長，堂侄劉湘是后來的四川省主席，在四川軍政兩界都是響當當?shù)娜宋铩?/p>

不過劉文彩和劉湘這個侄子關系并不好，他發(fā)跡主要靠的還是親弟弟劉文輝。

1923年劉文輝在宜賓站穩(wěn)腳跟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把五哥劉文彩從老家叫過來當自己的“錢袋子”，讓他擔任敘府船捐局局長，后來又陸續(xù)兼任了煙酒公賣局局長、川南護商處處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處長、川南稅捐總局總辦、敘南清鄉(xiāng)中將司令等一串職務。

這一串頭銜說白了就兩件事：搞錢，搞更多的錢。

有了權和槍，劉文彩的斂財手段就放開了。

他先是創(chuàng)辦“洋行”放高利貸，然后利用弟弟的武力背景，壟斷了鹽巴、藥材、山貨、棉紗等幾十個行業(yè)。

只要他一進場，別人就只有虧本的份。凡是跟劉文彩搶生意的，要么血本無歸，要么家破人亡。

搞壟斷賺了錢之后，他又開始養(yǎng)打手。

劉文彩把敘府當?shù)氐呐鄹鐣M織起來，糾集了川南川西十八個縣的地痞、流氓、土匪，成立了一個叫“公益協(xié)進社”的幫派組織，號稱“十萬兄弟伙，一萬多條槍”，自己當社長。

所以劉文彩這個人是什么定位呢？他是當?shù)氐淖罡咝姓L官，又是最大的壟斷商人，還是最大的黑社會頭目。

三位一體，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但劉文彩搞錢最狠的一招，是鴉片。

他擔任“川南禁煙查緝總處總辦”，聽著是禁煙的官，實際上干的卻是壟斷鴉片買賣的勾當。他一邊動用武裝查扣煙土販子的貨，一邊強迫農(nóng)民種罌粟。

那些被查封的鴉片到了他手里，搖身一變就成了可以合法流通的“公土”，再高價賣出去。

農(nóng)民種了罌粟，他低價收購；不種罌粟的，他就收“懶捐”。

意思是你懶得不種煙，那就交罰款。

在他的推動下，敘府這座不過萬戶的小城，公開掛牌的大煙館居然有一百多家。每盞煙燈每月還要交三塊五的“煙燈稅”。

光靠鴉片這一項，劉文彩每年從敘府一個地方就能撈走大約八百萬。

但這還不夠。劉文彩搞起苛捐雜稅來，那是真正的“花樣百出”。妓女要交“從良捐”，乞丐要交“花子捐”，上廁所要交“茅廁捐”，走路要交“馬路捐”，連鋤頭都要交“鋤頭捐”。

有人統(tǒng)計過，光敘府一個地方，他開征的稅目就有四十四種。

當時老百姓編了句順口溜：“自古未聞屎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夠形象了吧。

從樂山到敘府二百多里水路，劉文彩設了三十多個關卡。

一船價值五百塊的貨，光稅就要交四百多。從成都到內(nèi)江四百多里陸路，他設了五十多個關卡，三百塊的貨要交三百塊的稅。

等于說你這貨還沒賣出去，利潤已經(jīng)被他抽干了。

靠著這種橫征暴斂，劉文彩名下的土地達到了一萬二千多畝，各種房產(chǎn)上百座，古玩玉器數(shù)都數(shù)不清。

敘府的老百姓私下里都叫他“劉老虎”，說他“吃人不吐骨頭”。

但劉文彩手里不只是錢，還有人命。

1947年，劉文彩從外地購回一臺造幣機，直接在莊園里秘密印制假鈔，擾亂市場。1948年6月，他下令逮捕并殺害了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負責人蕭汝霖和共產(chǎn)黨員徐達人。

據(jù)后來調(diào)查，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死在劉文彩這個“中將清鄉(xiāng)司令”手里的共產(chǎn)黨員不下十位。

他對自己人也毫不手軟。楊炳元是劉文輝正房夫人的侄子，有回喝醉了酒說了幾句對劉文彩不滿的話。

劉文彩知道后，直接讓手下在鬧市街區(qū)把他槍殺了。

這就是劉文彩。

1949年10月17日，劉文彩在成都病死了，終年六十二歲。

據(jù)說他死前正從成都往老家安仁趕，走到簇橋一帶突然發(fā)病，只好折返成都搶救，最終還是沒救過來。

他死后，那些被他壓迫了半輩子的農(nóng)民，憤怒地把他從墳里刨出來鞭尸。

后來他的莊園被政府沒收，1958年設立為地主階級罪行陳列館，1965年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以他為原型創(chuàng)作了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

這組泥塑大大小小一百一十四個，后來復制到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成了那個時代最難以忘懷的集體記憶標本之一。

可問題出在后頭。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有人開始嘗試給劉文彩“翻案”了。拿他做過的幾件好事——比如創(chuàng)辦文彩中學——替他洗白，說他是什么“商界奇才”“開明士紳”。

劉文彩確實做過辦學這種事，這不用否認。人是立體的，地主也不可能一輩子一件好事沒干過。

但問題是，拿這點“善舉”就想把他洗白成一個“開明士紳”，這不是顛倒黑白是什么？

他殺的那些人呢？他逼得家破人亡的那些農(nóng)民呢？他那座占地七萬平方米的莊園，是靠辦學賺來的嗎？敘府大街上那幾十種荒唐的苛捐雜稅，他收得心安理得的時候，想過自己是“開明士紳”嗎？

2010年那場祭祖活動，劉家后人說只是祭祖。

但你只準備75桌，卻來了一千多不相干的人，大張旗鼓地給劉文彩“鳴冤”，這還叫普通祭祖嗎？網(wǎng)上有人說得挺直白：這不是祭祖，這是“胡漢三又回來了”。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