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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日本“國寶級”科學家，在自己國家被砍經費、擠出賽道，最后跑到中國來帶團隊、帶設備，把三個學生送成院士。

藤島昭，這個被日本媒體罵過、被中國高校搶著請、被學生尊稱老師的老頭子，一輩子干的事其實就兩件：琢磨光催化，帶學生做實驗。

日本砍下基礎研究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藤島昭第一次被邀請到北京。那會兒北京的市政條件還挺簡陋，路不算平，設施也趕不上東京，但中方接待很認真，專車接送、專機安排，把他請到西安看剛開放不久的兵馬俑。

那次行程，外人看著就是一個訪問日程，他自己則多了一條固定路線：日本—中國，兩邊來回跑。

從八十年代開始，他幾乎每年都會來中國，做報告、帶學生，指導的中國學生加起來已經三十多人。

他沒怎么弄那些華麗的場面，最常見的動作就是在實驗室里站著，看數(shù)據、看樣品、看年輕人做實驗，遇到問題就一起圍在設備前調參數(shù)。

那時候他是日本化學界的“招牌人物”，當過日本化學會會長、東京理科大學校長，也被選進歐洲科學院，在國內拿過一大串獎，光催化領域的人基本都知道他。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xiàn)在二十一世紀初。

大概在2000年前后，日本對外部科技競爭的焦慮開始明顯：美國這邊有谷歌、蘋果往上竄，中國這邊有騰訊、阿里在長個頭，自己昔日的招牌企業(yè)索尼、松下，日子越來越難過。

面對這種局面，日本官方嘴上說要押注未來，但實際操作上，基礎研究經費一刀刀往下砍，錢更多地投去短期能見效的項目。

藤島昭的實驗室就遇上了這波削減。實驗經費被壓縮，維持日常運轉都開始吃力，更別說做那種看不見立刻回報的長期課題。

他在公開場合提過，做基礎研究越來越難，連實驗室都不好撐，話不算激烈，但信息很直接：條件在變差，很多以前習以為常的操作，開始變得費勁。

同一時期，日本別的高校里，情況也差不太多。北海道大學的上田多門，長期研究混凝土，申請一臺新設備要跑流程、寫材料，等審批，一圈下來時間就過去了。

到2018年前后，他干脆直接去了深圳大學，做同樣的研究。到了深圳之后，儀器想要什么型號，就按需求列清單，學校很快就能配齊，日常工作重點回到了實驗和工程本身，而不是怎么熬過一堆預算表。

可以看到，一個是光催化，一個是混凝土，方向不一樣，經歷卻有點像：在日本的時候，花的力氣越來越多用在“求資源”；到了中國之后，同樣的人、同樣的研究方向，日常動作集中在“搞科研”本身。這種落差，對任何一個做學術的人來說，都很實在。

2023年前后，藤島昭從東京大學退休，本來按照日本學界常規(guī)，可以輕松做個名譽職位，偶爾出出席、寫寫文章，領著一堆頭銜安穩(wěn)收尾。但中國給他遞過來的是另一套安排：中國工程院邀請他擔任外籍院士。

當時整個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只有三十多人，他就是其中之一，級別擺得很清楚——不是簡單掛個名，而是當作重要科研力量給進來的。

更有意思的是，他早在2000年底就已經主動試水。那次他專門跑到中國來看學生江雷，進實驗室看布置，看課題，看學生團隊?？赐曛?，他給出的評價非常直接：你在這里安心搞研究，這一點就很重要。

然后沒幾個月，他和東京大學的橋本教授一起，幫江雷搭了一個實驗室，把值上千萬日元的儀器整套發(fā)了過來。

為了保證安全，這些設備不是普通貨運渠道，而是跟著“向陽紅號”科學考察船走，等于按科研級別單獨護送。

到了2021年，上海理工大學舉行了一場任命儀式。學校書記、校長都出面，把藤島昭和他的團隊正式接進來，全職落在學校的新材料和化學相關學院。

在這個基礎上，學校準備建一個光電材料與光催化國際研究院，場地、實驗室面積、科研經費，都按重資產配置。

同一年，上海官方對外宣傳中，還特地把這件事拿出來說，說他和團隊全職加入，震動了日本學界。

站在城市的角度，這不只是引進一個個人，而是把一支在光催化領域成型多年的隊伍整體接過來。對他自己來說，這意味著今后的項目立項、學生培養(yǎng)、產業(yè)合作，重心都會從日本轉到中國。

一門三院士

很多人第一次聽說藤島昭，往往是通過光催化這三個字。簡單說，就是用二氧化鈦這類材料，在光照下分解水、降解污染物、殺菌除味。

一九七二年前后，他和導師一起發(fā)表了著名的水分解實驗，后來被業(yè)內叫作本田—藤島效應。這件事在國際化學界地位不低，他之后拿到的獎項、社會職務，很大一部分都圍繞這條主線展開。

這項技術后來跑出了實驗室，實際用在不少地方。巴黎盧浮宮玻璃金字塔，表面有一層透明涂層，主要就是光照后的自潔效果。

國內大家更熟悉的，是大劇院那種自潔玻璃、浴室防霧鏡面，還有一些空調里用來分解甲醛、殺菌的部件。這些看起來挺日常的東西，背后就是幾十年光催化研究積累出來的成果。

他在中國帶的學生里，后來不少人自己成了頂尖學者。江雷、姚建年先后進入中科院，另一個學生也走到了院士層級，一位老師帶出三位院士，一門三院士這個說法，就是這樣來的。

江雷從國內大學一路讀到研究生，回國后在中國科學院系統(tǒng)內做研究，課題經費、項目申報基本都靠中國平臺；姚建年同樣是在中國科研機構長期任職。

藤島昭這邊則是在日方身份的基礎上，不斷往中國這邊輸送資源，前期是儀器和共同課題，后期是整個團隊一起扎根。

東京理科大學曾經為光催化建過一棟專門的科研樓，投入接近十億日元，聚集了一批國內外研究人員。

在那段時間，日本在光催化領域掌握了很強的話語權，產業(yè)界也有不少公司跟進開發(fā)涂層、建材、自潔外墻之類的產品。按理說，以這種基礎，完全有條件繼續(xù)把這個領域牢牢握在國內。

但現(xiàn)實是，從2000年前后起，日本整體科研經費的傾斜，讓類似這種長周期項目慢慢變得不那么好做，很多年輕人不得不去做更“好結題”、更容易拿到經費的方向，原來那條又深又窄的路，自然就冷清了。

反過來看中國這邊，正好是加碼階段。

無論是中科院系統(tǒng)，還是地方高校、研究院，在材料、能源、環(huán)境方向大規(guī)模上馬項目，需要有經驗的領軍人物來撐門面、定方向。

藤島昭這樣的科學家，一旦愿意全職過來，自帶成熟體系，既可以做基礎研究，又能帶應用轉化，對任何一個城市來說，都是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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