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山西的文明，網絡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

“三十年中國看深圳，一百年中國看上海，一千年中國看北京，三千年中國看陜西，五千年中國看山西”。

山西文明之浩蕩、文化之深邃，本就是眾所周知之事。

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在山西的每一方寸土地上，只要朝下挖，幾乎都能挖出點東西來。

4月7日，國家公布了“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的初評結果，總共21個項目，山西上榜了一個。

按照遺址時代的早晚順序，山西上榜的遺址排在第10位，名為“山西昔陽鐘村遺址”。

說到山西昔陽，別說在山西，即便放眼全國也是有名的存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昔陽出了個有名的人物，陳永貴，他帶領全縣人民修“大寨”，一舉成名，成為全國“農業(yè)學大寨”的標桿。

言歸正傳，山西昔陽鐘村遺址是怎么回事？

公開資料顯示，鐘村遺址位于昔陽縣城城區(qū)“鐘村”轄區(qū)內，東依太行山支脈蒙山，西臨松溪河，地勢東高西低。

2024年初，隨著昔陽縣縣城的發(fā)展，鐘村周邊的一片區(qū)域被列入土地出讓計劃。

本著“先考古、后出讓”的政策原則，2024年4月昔陽縣博物館介入，對該土地進行考古前置調查勘察。

正是這一舉措，發(fā)現了墓葬群，后上報省里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聯(lián)合中科院、社科院等單位開始對鐘村墓地進行搶救性發(fā)掘。

經挖掘，在鐘村墓葬區(qū)共清理出18座墓葬，其中夏商時期的墓葬有6座，也是此次考古發(fā)現的最大收獲。

6座夏商時期墓葬，共有1座大型墓葬，面積約為32㎡，出土有朱砂、扇貝、綠松石等飾品，還有陶斝、陶爵、陶罐、漆木器等。

中型墓葬有4座，面積約26㎡，其中也出土了朱砂、扇貝、綠松石等飾品和陶斝、陶爵、陶罐、漆觚等器物。

另外，陶器表面裝飾有弦紋、繩紋、楔形點紋帶等紋飾，爵和斝皆為泥質磨光黑陶，胎薄質堅。

小型墓葬1座，面積約3.2㎡，其間局部有朱砂，頭骨下也發(fā)現有綠松石珠飾品。

后來考古專家以鐘村墓葬群為中心，又向外擴展了2-3公里，其中在鐘村墓葬群西側的頤民公園采集到了夏商時期的陶片。

在松溪河流域，發(fā)現了十余處夏商時期遺址，包括柏葉底、柏葉底西、前車掌、靜陽等地。

其中在寨上遺址出土了陶鬲、盆、罐等器物殘片及銅刀、石斧、石刀等小件。

在民安遺址出土了陶高領鬲、弧頸鬲、甗、豆、罐等，還發(fā)現有1件錫青銅塊。

在靜陽遺址發(fā)現了多件煉渣和爐壁，共出有二里岡文化的陶鬲、陶斝，經檢測推斷冶煉原料為銅鐵共生的含硫氧化礦。

這些考古發(fā)現意義重大，不僅對山西古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參考，更是國家研究先秦文明的重要素材。

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1、填補了學術空白

以前，在晉東地區(qū)從未發(fā)現過夏商時期的墓葬。

鐘村遺址的發(fā)現，不僅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更斷定出當時昔陽所在地應是一個方國，且與夏商同期并存。

2、夏商時期的墓葬習俗

男性墓主人全身滿布朱砂、頭覆扇貝和綠松石飾品，，女性局部有朱砂但不見扇貝和綠松石。

礦源分析得出，朱砂可能來自貴州，綠松石來自東秦嶺，扇貝來自黃渤海，顯示出當時全國就存在著遠程貿易的現象。

3、方國與夏朝的文化融合

出土成套陶爵、陶斝等禮儀性組合器，以及綠松石牌飾、耳飾等，顯示出本地貴族對夏王朝禮制的學習與模仿。

半剖原木葬具、頭覆扇貝等習俗顯示出與先商文化的密切聯(lián)系。

4、墓主人關系與身份

通過古DNA分析，確認鐘村遺址墓葬群為父系家族墓地，且M9和M10男性間有明確父子關系。

5、當時的飲食文化

通過碳氮同位數測量，當時貴族以粟黍為主食（可能為土著），殉人以水稻為主食（可能為外來人群）。

6、測年研究

通過測量，該墓葬群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690年至公元前1538年（東太堡文化時期）。

7、青銅冶煉與應用

在寨上、民安、靜陽等遺址發(fā)現了夏商時期冶銅遺存，同時發(fā)現了錫青銅塊、煉渣和爐壁，表明當時的先民已經擁有冶煉技術了。

同時也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先秦時期的人已經在昔陽境內發(fā)現了銅鐵共生的含硫氧化礦。

除了以上的價值點，對于考古界還有著更多的指導意義，這也是我國考古專家對此十分重視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