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扎哈羅娃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俄聯邦總檢察院于今年1月至3月正式通知撤銷此前對28名日本公民的“平反”決定。注意措辭——“撤銷平反決定”，而不是簡單地“認定戰(zhàn)犯”。俄方此前承認過這些人不是戰(zhàn)犯，現在收回這個認定，說明俄羅斯在這個問題上做足了程序功夫。

這28個人的問題性質是什么？根據俄方公布的信息，他們在戰(zhàn)爭期間參與了針對蘇聯的破壞和間諜活動，并且準備發(fā)動細菌戰(zhàn)。其中一人在1940年至1943年在關東軍731部隊服役，從占領區(qū)綁架平民當作人體實驗對象；另一人在關東軍100部隊擔任實驗員，參與培養(yǎng)鼻疽桿菌，1945年8月將這些細菌用于感染蘇聯紅軍部隊的戰(zhàn)馬，在蘇聯領土上傳播疫情。

扎哈羅娃特別強調，這些罪行“沒有訴訟時效限制”，對所有犯罪者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這句話的信息量不小——它意味著俄羅斯沒有把這件事當作歷史紀念活動來處理，而是在按照現行法律框架運作。俄聯邦總檢察院的介入、法院判決和監(jiān)督機構的復核審定，說明這是一套完整的司法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這不是俄方第一次公布戰(zhàn)犯名單。今年1月2日和30日，扎哈羅娃已經分別公布了兩批名單，合計34人。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批名單的總數與4月1日公布的28人存在出入。這中間的技術解釋可能是：俄方在1月公布了初步名單，1月至3月間走完了撤銷“平反”決定的全部法律程序，最終在4月1日宣布的是走完程序后確認的28人。不管具體數字如何，俄方在這個問題上的推進節(jié)奏是有章法的：1月預熱、3月收尾、4月官宣，整整一個季度的法律操作周期。

伯力審判的遺產為什么現在拿出來用？

二戰(zhàn)結束后，同盟國對日本戰(zhàn)犯進行了一系列審判。最著名的當然是東京審判，但東京審判有一個巨大漏洞——美國主導下，細菌戰(zhàn)罪行沒有被納入起訴范圍。731部隊長官石井四郎不僅沒被追究，反而因為向美國交出細菌戰(zhàn)研究成果，換來了一紙免訴書。美國當時從蘇聯手里拿到了石井四郎等人的審訊請求，直接拒絕了。

蘇聯對此很不滿意，于是單獨搞了一場審判。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蘇聯在遠東伯力城——也就是今天俄羅斯的哈巴羅夫斯克——組成軍事法庭，對12名日本細菌戰(zhàn)犯進行了公開審判。被告包括關東軍最后一任總司令山田乙三大將、醫(yī)處長梶冢隆二中將、獸醫(yī)處長高橋隆篤中將、731部隊生產部長川島清少將等。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zhàn)戰(zhàn)犯的公審。

這場審判的實質意義是什么？當時蘇聯審判結束后，政府向中國、美國、英國發(fā)出照會，提議召開“第二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包括裕仁天皇在內的剩余戰(zhàn)犯。美國政府發(fā)表聲明，拒絕蘇聯的照會，并竭力為細菌戰(zhàn)犯辯護。美國人需要日本細菌戰(zhàn)的科研成果，所以選擇了包庇。

于是，伯力審判成了戰(zhàn)后國際審判體系中一塊被刻意遺忘的歷史切片。在冷戰(zhàn)的鐵幕下，這塊切片被封存了幾十年?，F在俄羅斯把它重新拿出來，不只是為了說“看，你們當年放過的人，我們記得”。更關鍵的是，俄羅斯近年來解密了伯力審判相關的檔案材料，包括庭前審訊記錄和庭審錄音。據記載，這些檔案分散保存在俄羅斯14家檔案館中。

新解密的檔案意味著俄羅斯手上關于日本戰(zhàn)犯的舉證材料在持續(xù)更新，而不是停留在1949年的老材料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諾夫指出，俄羅斯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審判中掌握的關于日本細菌戰(zhàn)的檔案材料，是國際學界公認的最完整、最權威的證據來源，遠超美國通過交換獲得的碎片化情報。這些檔案的持續(xù)解密，為俄方在法律層面推進追責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彈藥。

所以俄方說“罪行沒有訴訟時效限制”，是有法律依據和歷史材料支撐的實打實的立場。這套邏輯一旦確立，日本政府面臨的將不只是道義層面的譴責，而是一套可以持續(xù)啟動的法律程序。

但如果只從歷史和法律角度理解這件事，就只看到了一半。這次宣布戰(zhàn)犯認定的時間點，與一系列事件形成共振。

首先是日本新版教科書問題。扎哈羅娃在發(fā)布會上同時批評了日本新版教科書，指出教科書擴充了日方對南千島群島的主權聲索內容，卻“幾乎完全沒有提及日本軍國主義在20世紀上半葉犯下的戰(zhàn)爭罪行”。她直接點名日本當局“剝奪年輕一代了解歷史真相的權利，并向他們灌輸復仇主義思想”。俄方的判斷很直接——日本新版教科書是對二戰(zhàn)結果的系統(tǒng)性質疑，是對雅爾塔體系和《波茨坦公告》等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暗中挑戰(zhàn)。

再看軍事層面。就在戰(zhàn)犯認定消息發(fā)布的前一天，3月31日，日本防衛(wèi)大臣小泉進次郎宣布已在熊本縣和靜岡縣部署了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其中“25式地對艦導彈”射程約1000公里，“25式高速滑翔彈”射程數百公里，均遠遠超出日本自衛(wèi)隊“專守防衛(wèi)”的范疇。扎哈羅娃對此的表態(tài)是：日本“一步步走的都是危險的再軍事化路線”，“后果不堪設想”。俄羅斯副外長魯堅科更早之前就已警告，日本正沿著“再軍事化”的危險道路一意孤行，如果后續(xù)舉動對俄羅斯遠東邊境構成威脅，俄方將采取相應反制措施。

中方的反應，是理解這件事不可忽略的一個維度。1月8日，當俄方宣布將繼續(xù)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行時，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毛寧表示“高度贊賞俄方捍衛(wèi)歷史真相的正義之舉”。毛寧特別提到，多名日本現職領導人曾參拜靖國神社，“對甲級戰(zhàn)犯頂禮膜拜”，軍國主義流毒“正在成為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穩(wěn)定的新風險”。

這段話的措辭值得逐字琢磨?！罢诔蔀橥{亞洲和世界和平穩(wěn)定的新風險”——這不是泛泛的批評，而是將日本的右翼動向提升到了地區(qū)安全威脅的高度。緊隨其后的那句更關鍵：“若日本右翼勢力執(zhí)意倒行逆施，一切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有權利對日本的歷史罪責進行再清算”?！岸加袡嗬M行再清算”，這等于直接為俄羅斯的戰(zhàn)犯認定行動提供了法理背書。

從戰(zhàn)略層面分析，中俄在這個問題上的利益高度重疊。對中國而言，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介入姿態(tài)和修憲擴軍意圖是直接的安全威脅；對俄羅斯而言，日本在俄烏沖突后對俄實施多輪制裁，并試圖在遠東問題上向莫斯科施壓，同樣是不可接受的行為。當這兩個大國在“清算日本歷史罪責”這個議題上形成合力，日本面臨的國際壓力就不僅僅是外交層面的，而是具有制度化和機制化的趨勢。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對俄羅斯未來的行動方向作出幾點判斷。

第一，戰(zhàn)犯認定會是持續(xù)性行動。俄方明確表示“對所有犯罪者的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這意味著后續(xù)還會有更多人被納入追責范圍。俄聯邦總檢察院已經完成了第一批28人的程序操作，這套操作流程既然走通了，完全可能復制到更多人身上。

第二，教科書問題和戰(zhàn)犯認定會被綁定使用。日本教科書每幾年審定一次，俄方完全可以在每次審定周期中同步推進戰(zhàn)犯追責，形成“你改一次教科書，我推一批戰(zhàn)犯名單”的聯動機制。這種聯動不僅體現在時間上，還體現在敘事上——教科書歪曲歷史，說明日本沒有反省，所以戰(zhàn)犯追責正當且必要。

第三，俄羅斯可能在國際層面尋求更多支持。伯力審判的歷史檔案是俄羅斯的獨有資產，俄方可以通過公開更多檔案材料，吸引更多國家和學術機構的關注，將“對日歷史清算”從一個雙邊議題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議題。特別是在東京審判80周年（2026年）這個時間窗口，俄羅斯完全可能借勢推動更大的國際討論。

俄羅斯重啟對日戰(zhàn)犯清算，在法律、歷史和地緣政治三個層面同時發(fā)力。法律層面，以“罪行沒有訴訟時效”為依據，啟動司法程序重新認定戰(zhàn)犯身份；歷史層面，以伯力審判檔案為核心證據，對日本未被清算的細菌戰(zhàn)罪行進行系統(tǒng)性揭露；地緣政治層面，將戰(zhàn)犯追責與日本教科書問題、再軍事化進程、領土聲索進行捆綁，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對日施壓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