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堅持撰寫日記長達五十余年，自1916年起直至1972年，期間基本未曾間斷。即便在病重?zé)o法行動之時，他仍專門記錄“因病不能記事”。

在這本日記中，斥責(zé)之語占據(jù)了相當大的篇幅。孫科被他貶斥為“扶不起的阿斗”“不孝之子”，甚至被指斥為“賣黨賣國”；宋子文被認為驕橫剛愎，蔣介石直接記道“絕不可用”；孔祥熙為其掌管財政多年，也被他罵作“可恥之至”；就連宋美齡在晚年也遭遇“唯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這般言語。其身邊之人幾乎都被他在日記中“記錄在案”。

然而，在數(shù)百萬字的日記中，有一人他從未說過一句重話，提及此人時還以“恩來”相稱，語氣頗為客氣。此人便是周恩來。

兩人最早搭上是在1924年黃埔軍校。那年國共第一次合作，蔣介石當校長，周恩來從歐洲回來后被派去當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本來人少事多，周恩來一上手就整頓機構(gòu)，設(shè)了指導(dǎo)、編纂、秘書幾股，還從學(xué)員里挑共產(chǎn)黨員當干事。

他高度重視政治教育工作，每周都會組織開展演講活動與討論會，深入講解三民主義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同時，大力擴充圖書室，訂閱各類進步書刊。隨著時間推移，學(xué)員們在課余時間圍繞著書籍閱讀、交流的情形日益增多。此外，軍校還創(chuàng)辦了諸如《士兵之友》《黃埔潮》之類的刊物，這些刊物在廣州地區(qū)廣泛流傳。

為使宣傳工作更貼合民眾實際，周恩來積極支持進步學(xué)生組建血花劇社。該社于1925年1月正式成立，通過演出新劇的形式來宣傳革命思想。劇社所編排的劇目題材豐富，既有反映沙基慘案這一歷史事件的，也有講述革命志士英勇事跡的。這些劇目曾在軍校禮堂以及市內(nèi)戲院進行演出，深受官兵和民眾的喜愛。

蔣介石當時對這些工作是認可的，把周恩來看成得力助手之一，說他在軍校里統(tǒng)籌和宣傳方面有本事。東征打陳炯明的時候，周恩來還兼前方政治部主任，隨軍做宣傳鼓動，蔣介石對這塊也比較滿意。那段時間兩人配合得還算順。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一出，情況就變了。蔣介石下令戒嚴，抓了四十多名共產(chǎn)黨員和海軍局的人。周恩來去交涉，要求放人，雙方從此有了隔閡。1927年4月12日上海事變后，蔣介石清黨，對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下通緝令，周恩來也在名單上。

據(jù)當時流傳和后來不少記載，賞格開到8萬銀元要他的命。這之后十年，蔣介石全力清剿紅軍，周恩來先是參加南昌起義，后來轉(zhuǎn)戰(zhàn)各地、長征，雙方完全是對立的兩邊。蔣介石那幾年日記里記的都是怎么對付共產(chǎn)黨的事，周恩來自然成了他眼里的對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張學(xué)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扣在西安。蔣介石當時處境很被動。中共中央派周恩來作為代表，12月17日飛到西安。周恩來先跟倆人分別談，分析局勢，主張和平解決，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

他跟各方接觸，參加談判，12月23日跟宋子文、宋美齡他們一起商量條件。最終蔣介石答應(yīng)停止剿共、聯(lián)共抗日等幾條，12月25日被放回南京。這件事讓國共第二次合作有了基礎(chǔ)，也讓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往前邁了一大步。

抗戰(zhàn)勝利后，1945年國共在重慶談判。周恩來是中共代表團主要成員，跟國民黨談軍隊整編、政府改組這些事。談判期間，蔣介石私下跟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過，周恩來是個人才，可惜不能為我所用。

1949年以后蔣介石去臺灣，繼續(xù)寫日記到1972年。對周恩來他還是沒留惡評。1956年12月9日，周恩來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記者招待會，有外國記者問，如果蔣介石愿意回大陸，給他什么職位。

周恩來說，部長太低了，如果蔣中正回歸祖國，地位絕不會低于國務(wù)院總理。當時周恩來自己就是國務(wù)院總理，這話意思很清楚，只要對方為國家統(tǒng)一出力，位置可以安排得高。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于中國臺灣辭世；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與世長辭?；厮萃?，1924年，二人于黃埔軍校開始共事，攜手為彼時的革命事業(yè)貢獻力量。然而，隨著歷史進程的推進，因政治理念、立場等諸多因素的分歧，他們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漸行漸遠。不過，在一些攸關(guān)歷史走向的關(guān)鍵時刻，二人仍存在一定的交集。最終，他們各自走完了人生旅程。

蔣介石日記里罵遍身邊人，卻對周恩來保持那種口氣，一方面說明他認可對方本事，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周恩來在對手眼里確實有分量。懸賞8萬那件事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間隔了正好十年，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繞來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