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大邑歷史文化專家談”活動成功舉行

3月29日下午，“2026大邑歷史文化專家談”活動在成都市成功舉行。十余位知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圍繞大邑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與研究、鹽店遺址與高山遺址的文化價值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成都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主席、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二級教授李后強出席并作總結講話。

本次活動由大邑縣社科聯(lián)主辦，《讀城》智庫承辦，是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要論述的具體實踐，也是落實省委關于“加快建設新時代文化強省”戰(zhàn)略部署的務實舉措，旨在深入挖掘大邑歷史文化內涵，推動鹽店遺址、高山遺址等史前遺址的學術研究與保護利用，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貢獻“大邑力量”。大邑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縣文聯(lián)主席幸章躍主持活動。

專家學者各抒己見

探源大邑歷史文化

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結合各自研究領域，從不同視角對“高山古城或為夏朝早期都城”“古邑文化”等學術命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員、巴蜀文化學首席專家、四川省歷史學會名譽會長譚繼和以“大禹文化西興東漸與大邑經(jīng)典歷史遺產(chǎn)”為題，指出夏后氏大禹是中原隴蜀文化的直根系，大禹治水帶領夏后氏部族由西向東入主中原，形成“西興羌鄉(xiāng)、建都中原”的歷史進程；大邑地處龍門山與龍泉山之間的文明“風源地”和“三岔口”，其高山、鹽店等寶墩文化遺址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中最光亮的明星之一。

西南民族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四川省杜甫學會名譽會長、四川李白研究會名譽會長、巴蜀文化研究資深專家祁和暉以“大邑——古蜀文脈延伸之漢唐名勝”為題，指出大邑地處蒙文通所論“古蜀文化發(fā)祥之地”；1973年出土石斧、石鑿等器物，1984年出土秦墓陶銅鐵器等，反映大邑是古蜀人聚落家園；漢唐時期因鶴鳴山道教發(fā)源、杜甫詠頌大邑瓷碗而蔚為名勝，是古蜀文脈向漢唐延伸的重要見證。

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中心原主任、二級研究員方曙以“大邑古蜀文化的文獻學探究”為題，指出當前研究呈現(xiàn)“考古主導、文獻薄弱”特征，需圍繞文化譜系、地名互證、文獻與考古交叉互證三大議題深化研究，為大邑古蜀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學支撐。

四川省政府文史館館員、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謝元魯以“鯀禹族與大邑古蜀文化”為題，認為鯀禹族早期活動地域在蜀地，其治水經(jīng)驗源自成都平原，大邑高山古城、鹽店古城是先夏時期鯀禹族的早期城址遺跡，為探索夏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程勵以“從文明探源到文化敘事：關于大邑古蜀文化展示、闡釋與利用的思考”為題，提出應從文明探源出發(fā)構建文化敘事體系，將大邑古蜀文明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為公眾可感知的展示與闡釋，推動大邑文化遺產(chǎn)的活態(tài)利用與文旅融合發(fā)展。

四川省委講師團宣講專家、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四川省大禹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廣漢市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殿元以“從古蜀文獻的缺失，淺析‘邑文化’與夏朝起源之謎”為題，指出古蜀文獻雖有缺失，但《蜀王本紀》《華陽國志》以及清華簡“大邑”“西邑”記載，可為探討“邑文化”與夏朝起源的關聯(lián)提供新視角。

新銳文史學者、原中央電視臺導演宋翔以“史前推理視角下的大邑古蜀文化探源”為題，從史前推理視角解析大邑及周邊古城群的時空關聯(lián)，推演高山古城作為夏朝早期都城的可能性，提出古蜀文明與中原夏文化關系的獨特見解。

四川省生活美學研究會會長、讀城智庫總編輯韓毅以“從‘邑’的文字學溯源到考古學實證：大邑史前古城的古邑文化定位與文明史價值”為題，從文字學、考古學、文明比較等多維度，論證了大邑高山古城作為成都平原最早環(huán)壕型中心邑的學術價值和重要地位。

大邑本土學者多視角

呈現(xiàn)地方文化積淀

大邑縣文聯(lián)副主席、縣作協(xié)主席楊剛祥首先簡要介紹了大邑歷史文化資源概況，并以“文韻大邑”為題，指出大邑素有“蜀之望縣”之稱，境內高山古城、鹽店古城構成的寶墩文化將成都建城史推至4600年前；大邑“一國兩城、古蜀文明，三山三教、天府文化”的格局在全省絕無僅有。

大邑縣文化體育和旅游局文管所原所長劉紅彬以書面形式，介紹了鹽店遺址與高山遺址考古發(fā)掘情況，闡述鹽店古城距今約4300年、面積超30萬平方米，高山古城距今約4600—4800年、面積約34.4萬平方米，為成都平原年代最早、結構最完整的史前環(huán)壕聚落，出土人骨、拔牙習俗、核桃隨葬等遺存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四川（量度）方志資深專家吳洪以“歷代方志中古蜀史跡與華夏文明的線索”為題，指出大邑高山古城遺址群疑似顓頊帝初始都邑“高陽”、夏后氏啟的都邑“崇山”，并與“昆侖山”文化、大禹葬地“會稽山”等古史傳說存在密切關聯(lián)。

最后，在總結講話中，李后強教授對本次專家談的豐碩成果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與會專家達成多項重要共識：一是“邑”文化在中國文明中具有基礎性與標志性意義；二是大邑在“邑”文化體系中地位特殊，應著力構建“大邑學”；三是大邑地處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過渡帶，是研究人地關系與文明交流的關鍵區(qū)域；四是高山、鹽店等遺址與古史傳說中的黃帝、大禹等存在關聯(lián)，并與“西邑”（夏）概念可能重合，是探索“蜀夏同源”說的重要實證；五是西嶺雪山在區(qū)域文化形成中具有源流性意義；六是大邑歷史文化遺產(chǎn)是一個系統(tǒng)整體，需整合研究、塑造獨特文化品牌。

李后強強調，大邑在地理上處于平原向川西高原過渡的“生態(tài)交錯帶”，是文化互動與人群遷徙的走廊；在考古上，高山古城作為寶墩文化早期的重要城址，是探索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社會復雜化及人群遷徙的關鍵樣本；在文獻上，清華簡“西邑夏”的記載、甲骨文“大邑商”的參照，為解讀大邑地名與文化內涵提供了全新視角。

基于此，李后強呼吁應建立“大邑學”。他指出，“大邑”很可能是“邑”文化最重要的原點與母體。大禹從四川盆地走向華夏大地，所建立的都市幾乎都帶有鮮明的大邑痕跡與基因——這不僅是一種命名習慣，更可能是一套關于聚落營造、社會治理的完整文化范式，隨著大禹家族的遷徙與統(tǒng)治而被廣泛傳播與應用。正因如此，我們今天在全國范圍內仍能看到其深遠的烙印：帶“邑”字的縣級行政區(qū)尚有 11 個，而鄉(xiāng)鎮(zhèn)、村莊等基層地名更超過 4000 個。這絕非偶然，它實證了“邑”文化并非孤立的地方現(xiàn)象，而是具有深厚歷史源頭、并在漫長時光中塑造了中國基層社會聚落形態(tài)的廣泛性、基礎性與標志性體系。他提出未來應聚焦三大方向：一是深化考古與多學科研究，對高山、鹽店等核心遺址進行持續(xù)精細考古，加強科技考古應用，推動多學科合作；二是加強保護與創(chuàng)新利用，推進高山古城遺址公園建設，規(guī)劃建設“大邑文化”專題博物館與研學基地；三是服務全局與融入文化戰(zhàn)略，將“大邑文化”研究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等國家與區(qū)域戰(zhàn)略框架。

李后強最后表示，從清華簡的隱秘線索到四川考古的厚土實證，從甲骨文的“大邑商”到成都平原的史前巨邑，大邑地區(qū)如同一面歷史透鏡，折射出中華文明起源時代多元互動、壯麗絢爛的圖景。提出“大邑文化”與“大邑學”，旨在以更整合、開放的視野理解這片土地上的文明創(chuàng)造與記憶傳承，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貢獻“大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