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如今世界遍布，哪個旮旯里都有不屈的華人在謀生。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完全沒有統(tǒng)計）大概有八千萬華人散布在祖國之外的全球各處，是一個龐大的海外族群。俗語說，有人的地方就有華人。華人多了，自然有跑到戰(zhàn)亂地方去的，亂世有錢賺啊。

近現(xiàn)代，我國從很多國家撤過僑，彰顯了國家的海外實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大明王朝其實也是一個撤僑高手，實力擺在那。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春末，一艘來自長崎的福船緩緩駛入福建泉州港。船帆上的補丁在風中簌簌作響，甲板上擠滿了衣衫襤褸的男女老幼，有人攥著褪色的家譜，有人懷抱著瓷碗——這些看似普通的行囊，是他們從日本帶回來的最后一點故土痕跡。碼頭上，泉州府的吏員舉著“大明福建布政司”的木牌，逐個核對名冊，將這些人引入臨時設立的安置所。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海上貿易歸航，而是明朝官方組織的撤僑行動的尾聲。日本豐臣秀吉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將散居海外的明朝子民推向命運的十字路口。

自嘉靖年間解除海禁后，東南沿海與日本長崎的貿易逐漸興盛。據(jù)《長崎市史》記載，16世紀末長崎的中國移民約有萬人，多為福建、浙江沿海的商人、工匠和失地農(nóng)民。他們在龜山町、筑后町形成聚居區(qū)，建起關帝廟、天后宮，甚至有自己的“唐通事”（翻譯）。這些人里，有在平戶開綢緞莊的福州林氏，有在大阪鑄鐵鍋的臺州鐵匠，還有被倭寇裹挾到日本后定居的廣東漁民后代。

但萬歷二十年（1592年）四月，豐臣秀吉以“假道入唐”為名派二十萬大軍入侵朝鮮，徹底打破了這種平靜。

戰(zhàn)爭初期，明朝雖尚未直接參戰(zhàn)，但沿海督撫已嗅到危險。福建巡撫許孚遠在當年八月給朝廷的奏疏中寫道：“聞倭奴欲圖朝鮮，恐其勢張，先擾我沿海。在日唐人，勢難自安。”（《明神宗實錄》卷247）此時在日明僑的處境開始惡化，日本地方官開始盤查唐人身份，要求登記“原籍州縣、來崎年月”；原本通融的貿易限制變本加厲，生絲、瓷器等貨物滯留港口；更麻煩的是，部分激進的武士將唐人視為“大明間諜”，時有言語沖突甚至肢體暴力。

長崎奉行所（相當于市政廳）的記錄顯示，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一年間，唐人町發(fā)生斗毆事件27起，其中11起涉及日本浪人針對唐人的襲擊。街市稍有喧嘩，倭人便指唐人為朝鮮奸細，抓去盤問。小店伙計三人被枷號五日，貨物亦被扣押。更致命的是，隨著明軍1594年入朝參戰(zhàn)，日本國內反明情緒高漲。有傳言說豐臣秀吉要“盡逐唐人”，雖未證實，但在日明僑已是人心惶惶。

面對在日明僑的困境，明朝中央起初態(tài)度謹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底，禮部尚書范謙認為，這些旅居日本的都是不在朝廷戶口本上的編外人員，確實應該撫恤，但是要酌情。因為現(xiàn)在兩國開戰(zhàn)，情況還不明朗，如果貿然撤僑，恐怕事多。因此，萬歷收到奏報后，暫時沒有搭理在日明僑，聽之任之了。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正月。朝鮮戰(zhàn)場上，明軍與日軍陷入拉鋸，日本國內因糧草短缺開始征調“唐船”運輸物資。有情報稱，日本計劃在九州強征唐人船只，并強迫唐人充軍。福建巡按御史樊玉衡緊急上報，日本人搶船搶人，預備要大搞，怎么辦？這下朝廷坐不住了。萬歷帝下旨，海外人民都是朕的赤子，不能坐視不管，讓浙江、福建巡撫抓緊研究對策，趕緊撤人出來。

撤僑的具體執(zhí)行落在福建。福建與長崎一衣帶水，且有長期貿易往來，熟悉當?shù)厍闆r。福建巡撫許孚遠接到命令后，立刻與布政使、按察使商議。首要問題是，哪些人需要撤？經(jīng)統(tǒng)計，在日明僑約一萬二千人，其中福建籍占六成，多為商人、工匠；其余為浙江、廣東及少量北方人。考慮到船只容量，決定優(yōu)先撤福建籍，尤其是舉家在日、無產(chǎn)業(yè)羈絆者。撤退路線是從長崎到福建，走南洋航線需經(jīng)臺灣海峽，雖近但可能遇海盜；走浙江沿海需繞道，時間長但更安全。最終選擇分批次走福建線，由熟悉航路的福船領航。

最大的難題是船只。當時東南沿海因防倭需要，大部分戰(zhàn)船被調往朝鮮，民用福船也多被官府征用運糧。許孚遠只好動用藩庫銀兩，向廈門、泉州的富商賃船。共租到28艘福船，每艘載重約300石，可載200人。為避免日本阻撓，船只掛“朝貢”旗號，名義上是“回籍省親”的商隊。另選12名熟悉日語的“通事”隨行，負責與日本官府交涉。

萬歷二十二年三月十五，首批8艘福船從泉州后渚港出發(fā)。初一日過澎湖，風順，舟行如飛。初三日望見長崎山影。有倭船來問，出示勘合（明朝發(fā)給朝貢的憑證），倭寇乃退。抵達長崎后，船隊并未立即接人，而是先與長崎奉行所交涉。許孚遠提前派往日本的商人林亨元帶著福建布政司的公函，說明“奉天子命，接我商民歸國”。奉行所雖不愿放人，但懾于明朝國威，最終同意唐人自愿離境。

許多唐人已在日本娶妻生子，有的已在當?shù)刂卯a(chǎn)。很多人不愿拋棄日本的妻子和孩子，最終，撤僑團隊決定“聽民自便”，愿歸者隨船，愿留者由地方官登記，承諾“日后若有不便，可遣人向福建官府求助”。

四月初，首批撤僑船啟程回國。航行并不順利，第四日遇風暴，一艘船在澎湖附近觸礁，17人遇難。幸存的船員拼力搶修，終于在五月抵達泉州。當這些衣衫濕透的人踏上陸地時，碼頭的官兵鳴鑼歡迎，泉州知府親自設宴，發(fā)放米糧、衣物，“令其各回原籍，有田者認田，無田者編入里甲”。

此后三個月，又陸續(xù)派出10批船，共撤回明僑約4000人。剩余的八千余人，或因眷戀故土、或因船只不足未能回國。福建布政司在撤僑結束后上報，唐民歸者四千三百有奇，皆給路引，分送各府縣安插。其留倭者，已移文長崎奉行所，令其約束地方，不得騷擾�！�

在日明僑長期從事貿易，他們的回歸帶回日本的金銀、藥材，緩解了戰(zhàn)后物資短缺。更重要的是，這次行動為明朝積累了僑務經(jīng)驗。此后，福建、廣東等地開始設立“僑務檔冊”，記錄海外僑民分布、職業(yè)，遇戰(zhàn)亂時可快速聯(lián)絡救助。而那些留在日本的唐人，有的被日軍征為苦力，有的則融入當?shù)�，成為后來“唐通事”家族的祖先。長崎的唐人町并未因撤僑而消失，反而在江戶初期發(fā)展為重要的中華街，延續(xù)著中日民間交流的血脈。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當最后一艘撤僑船抵達福建時，豐臣秀吉已因朝鮮戰(zhàn)局不利病逝，日本撤兵。這場持續(xù)七年的戰(zhàn)爭，最終以明朝“慘勝”告終。撤僑不僅是一次官方行動，更是一個古老帝國對“天下子民”的樸素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