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近現(xiàn)代史前沿，來源：原載《先鋒國家歷史》2009年第12期，作者：何書彬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來到臺灣，暫且安身在花蓮。這時，當年曾統(tǒng)帥40萬大軍的他，身邊只剩下了6名隨從。

失敗的陰影，前途的渺茫，都讓胡宗南的心情極為低落。到花蓮后，他時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軍校的學生孔令晟則伴隨著他。

有一天，胡宗南走過花蓮體育館，來到海邊，“突然”對孔令晟說：“我們應該在什么地方自殺??？這里真沒有意思??！”

孔令晟回答：“要自殺，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們的部隊一起自殺；到了西昌就沒什么意思了，部隊已經(jīng)沒有幾個人了。

在此時的臺灣，不僅僅是胡宗南一個人感到“沒有意思”，與他處于相似境地的還有閻錫山、白崇禧、湯恩伯、孫立人、薛岳……

時任“代總統(tǒng)”的李宗仁雖然沒有和他們一樣去臺灣，而是去了美國，但境遇的落寞則是一致。年手握重兵的他們，如今不但成了敗軍之將，失去了叱咤風云的舞臺，甚至還會面臨來自國民黨內部的人身威脅。

不過，雖然他們所處的環(huán)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應卻是不同，有的從容處之，有的卻局促不安。

“我們不應該到這里來”

在花蓮，當自殺的念頭閃過后，胡宗南對他的部下說：“我們不應該到這里來?！贝藭r，面對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對自己的部隊念念不忘。

在他的第一軍中，許多將官都是他一手從王曲軍校帶出來的，而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盡。

胡宗南

根據(jù)王曲軍校學生徐枕的說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當時蔣介石讓他飛往臺灣，但是他不肯走，而是對部下說：“今天我跟你們喝一杯，送你們走。”最終，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飛機的。

然而到了臺灣，他的厄運并沒有結束。剛剛飛到臺灣時，蔣介石和陳誠都沒有見他，到了花蓮，也沒有人來看望他。

不僅僅如此，失去了部隊的他，現(xiàn)在甚至要為整個國民黨政府的失敗負責。1950年5月，臺北“監(jiān)察院”內，45名“監(jiān)察委員”氣勢洶洶地聯(lián)名彈劾胡宗南。

這一篇洋洋數(shù)千言的彈劾文在列舉了胡宗南進駐陜甘后的權力膨脹后，又歷數(shù)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連串敗績，認為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會“失去大陸江山”，胡宗南“應負重大之罪責”。

這一場彈劾案迅速在小小的臺灣掀起軒然大波，來臺的胡宗南部屬憤憤不平，要到“監(jiān)察院”去鬧事，但都被胡宗南壓了下來。他認為，是非自然會有公論，“假如應該我負的責，我當然要負責?！?/p>

領軍多年的胡宗南，在這個時候表現(xiàn)出了常人少有的鎮(zhèn)靜。最終，這一場彈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軍法會審”。

但是，經(jīng)歷了這一場風波后，胡宗南那“西北王”的歷史也徹底劃上了句號。正如他認為國民黨之敗不屬個人責任，而是整個體系的失敗一樣，蔣介石也是這么認為的。

于是，敗退到臺灣后的蔣介石迅速對國民黨展開了“改造”，全面更換舊的黨政系統(tǒng)，原有的黃埔、中統(tǒng)、CC、政學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擁護蔣介石、蔣經(jīng)國父子的新實力派被培養(yǎng)起來，這其中最為得力者即為陳誠的“土木系”。

那些國民黨的“老人”們，則在這一場“改造”后幾乎全部失勢。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蔣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擔任了大陳島“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和澎湖防衛(wèi)司令等職。雖然職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認真，并短暫登上大陸的土地。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屬是再也沒有機會真正回到大陸了。

在擔任澎湖防衛(wèi)司令時，每次領到薪水，他只留1/3給自己和家人，其余的幾乎都給了部屬，以維持他們的生計。后來其部屬王應文的兒子回憶說，那時有人到胡宗南家里去，坐沙發(fā)都要小心，因為“那個沙發(fā)太舊太爛，一不小心會給他坐搖晃”。

蔣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禮

1962年，胡宗南66歲，這一年春節(jié)期間，他因心臟病發(fā)作，病逝于臺北榮民總醫(yī)院。他的王曲部屬們，則每年為他舉行低調的紀念儀式。

閻錫山的山居歲月

胡宗南雖經(jīng)歷了“彈劾”，但他畢竟屬于黃埔系，相較之下，山西的閻錫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臺灣后，日子就更難過了。

1949年12月8日，閻錫山剛剛來到臺灣時，他的身份還是“行政院院長”，不過，既然在大陸時，他這個“行政院院長”就已處處受蔣介石的掣肘，現(xiàn)在到了臺灣，他自然更是沒有用武之地了。

于是在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就讓他把“行政院院長”給了陳誠，改領了一個閑差“總統(tǒng)府資政”。

當時有人把《道德經(jīng)》里的兩句話“絕圣棄知，大盜乃止”送給閻錫山，他立刻表示，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在辭去“行政院院長”后的第二天，閻錫山就搬到臺北偏僻的麗水街。半年后，他又帶著40名部屬，搬家到陽明山旁的菁山。

來到山上，閻錫山自己動手建房子，時任閻錫山侍衛(wèi)的張日明說，一開始，他們住的房子是木板墻和石棉瓦頂。這些生于山西，長于山西的人哪里見識過風急雨驟的臺風？臺風一來，石棉瓦就被吹飛了，他們就接著在屋頂上面鋪草，結果臺風又來了，草頂也不見了。

閻錫山

山上沒有電燈，沒有電話，也沒有自來水。蔣介石過去“慰問”閑居的閻錫山，看到他這里如此簡陋，就送了他一個軍用電話，以方便閻錫山的寫作——在賦閑后，閻錫山就愛上了讀書寫作，寫了《三百年的中國》等20多本書；蔣介石也樂得他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遠離家鄉(xiāng)，閻錫山很想念黃土高原上的窯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兩個窯洞，并命名為“種能洞”。在窯洞里，他把部屬們召集起來像往日一樣開會，并且加以記錄。

在山上，閻錫山還租地建了一個“種能農場”，養(yǎng)雞養(yǎng)豬，開梯田種橘子。那時閻錫山每月可以領5萬元臺幣，但是這些錢要一群人來用，不免顯得捉襟見肘，為了給部屬們張羅生計，閻錫山也想著另外的生財之法——開了一家印刷廠。

但是部屬們還是漸漸離他而去，他的部屬王延年講述當時的情況是：“我們都感覺沒有意思了，靠他吃飯不如出來自己吃飯”，于是時間一長，“大家慢慢地散伙了”，有的部屬在臺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離了菁山。

閻錫山身邊的人少了，山上又沒有什么活動，有朋友擔心他會寂寞，勸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說：“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p>

1960年5月20日，蔣介石慶祝他就職“總統(tǒng)”12周年，慶祝大會異常熱烈，但是閻錫山?jīng)]有參加，這一天他正患著重感冒，還有氣喘。第二天的中午，閻錫山即被緊急送往醫(yī)院，兩天后病逝，時年78歲。

在臺灣度過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閻錫山迎來了屬于他的隆重的葬禮。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蔣介石親臨致祭，并送一塊匾額，上寫“愴懷耆勛”。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遺囑、自寫挽聯(lián)。在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寫的挽聯(lián)，并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yè)；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何應欽：左右不逢源

比起閻錫山和胡宗南，何應欽在去臺灣前，就開始“未雨綢繆”了。1949年6月，剛剛卸任“行政院院長”，他就決定去臺北了。

他先把家當運到臺北，有床鋪、辦公桌、衣柜，還有他夫人的梳妝臺，這些東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來的。

何應欽

1949年年底，何應欽住進了臺北牯嶺街的家中，這里“冠蓋如云”，住的都是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們。

他的女兒何麗珠那時17歲，記得“那個時候孫立人就住在現(xiàn)在的陸軍招待所那邊，離我們家很近，所以那時候孫立人常常到我們家來聊天，還有前面一個桂永清，那個時候他是參謀總長，是黃埔一期的”。

何應欽的鄰居們晚上會到他家里來坐坐，“聊聊天，發(fā)發(fā)牢騷”，同時也觀察著自己該做一些什么。

早在“西安事變”時，何應欽打算以軍隊討伐張學良，使得蔣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脅，由是兩人結下了“梁子”。現(xiàn)在來到臺灣，毫無疑問的屬于寄人籬下，何應欽要想獲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蔣介石的臉色行事。

于是在1952年2月，何應欽公開表示支持蔣介石“復職”，同時譴責李宗仁“不忠不義”。國民黨在臺灣展開“改造”，本來就是要讓“老人”們離開權力中心，何應欽卻為“改造”積極獻計，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評議委員”。

但在“改造”結束后，何應欽也隨之被擠出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只剩下“戰(zhàn)略顧問委員會主委”一個空頭銜，到了1972年，“戰(zhàn)略顧問委員會”不再設主任一職，何應欽成為委員，更加無事可做，閑在家里。

何應欽又不像閻錫山那樣能“閑得住”，還是要找事情來做，就這樣，他參與了“國際冷戰(zhàn)”。當時有一個反對共產(chǎn)主義的國際組織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員會”，1955年5月20日，這一組織與何應欽聯(lián)系，希望他能幫助該組織訪問臺灣。

何應欽立刻向蔣介石報告，正為“反攻大陸”而苦惱的蔣介石聽了很高興，表示歡迎訪問團到來。從此何應欽積極投身于“冷戰(zhàn)”，他在臺灣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聯(lián)誼會”，并任會長。

雖然這個“道德重整”的活動沒有臺灣官方的經(jīng)費保證，可這畢竟是何應欽的新舞臺。1961年，他還親自帶隊，將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劇《龍》帶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表演。

95歲的何應欽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紛擾已徹底離何應欽而去，讓他不能忘懷的，是家鄉(xiāng)的山水和蘭花。于是他用雙手擺出貴州老家的景色，請張大千給他畫了一張家鄉(xiāng)山水畫；還養(yǎng)了200多盆蘭花，每有蘭花展，他一定前往觀賞。

95歲生日那天，何應欽很高興地拍了很多照片，說要把這些照片寄給家鄉(xiāng)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壓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應欽終在臺北榮民總醫(yī)院去世。終年99歲。

將軍們的落幕

去了美國的李宗仁最終還是沒去臺灣，盡管在1950年2月21日，蔣介石指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向在美國的“代總統(tǒng)”李宗仁發(fā)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內返臺，否則便視作放棄職權。

李宗仁選擇了回大陸，在美國的6年寓公生活，讓不甘寂寞的他最終坐不住了，于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飛回了大陸。

李宗仁

在給李宗仁做口述歷史的唐德剛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還是聊天、談國事”。有時唐德剛甚至會帶“一批談客”去和李宗仁“談國事”，這個時候李宗仁就會特別高興，“談笑終宵”。

后來唐德剛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聞，還是打唐德剛家的電話要“談談”，遇到唐德剛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電話里和唐德剛的夫人為“國事”談上半天。

這讓唐德剛覺得：“和這些青年的家庭主婦‘談國事’，李‘代總統(tǒng)’也未免太委屈了?！碧频聞傉J為，這或許是李宗仁選擇回大陸的原因之一，因為“北京的人民政協(xié)之內，勝友如云，吹起牛來，多過癮！”

李氏夫婦回大陸的第二年，“WG”就開始了，不過由于受到周恩來的保護，他并沒有受到?jīng)_擊。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白崇禧與蔣介石夫婦

在臺灣的白崇禧，則因為李宗仁的回大陸，日子更加難過。白崇禧與李宗仁同屬桂系，在大陸時，白崇禧曾三度逼蔣介石下臺，讓蔣介石非常記恨。

早在1953年，他在花蓮打獵時，就曾遭到特務的暗殺，所幸逃過一劫。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陸的第二年，73歲的白崇禧被人發(fā)現(xiàn)暴斃身亡。

關于他的死因，至今眾說紛紜，不少人都認為是蔣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藥酒里做了手腳。對此，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說，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許要等相關秘密檔案解封了才知道。

在一定程度上，湯恩伯與白崇禧一樣，也是死得有點“不明不白”。從大陸來到臺灣后，湯恩伯只落得一個“總統(tǒng)府戰(zhàn)略顧問”的空頭銜，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蔣介石又不允許。

1954年5月，湯恩伯終于以治病為由去了日本，從此一去不返，死在東京一家醫(yī)院的手術臺上。有傳聞說，是因為做手術的醫(yī)生有親屬死于侵華戰(zhàn)場，所以趁機報復。

像孫立人、薛岳這樣的抗日名將，同樣在是臺灣落寞終老。

薛岳到臺灣后，雖然蔣氏父子都給了這員功績卓著的戰(zhàn)將以表面上的禮遇，但是薛岳接到卻是一連串的閑差，如“總統(tǒng)府戰(zhàn)略顧問”、“行政院政務委員”等，于是他只好隱退在臺灣南部的嘉義鄉(xiāng)間。

閑云野鶴的生活讓薛岳成為了“百歲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歲。孫立人雖然也像薛岳一樣以高壽而終，但是卻在臺灣走過了長長一段波折時期。

1955年5月25日，孫立人因僚屬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亂被捕，之后就被當局軟禁起來。在臺灣公眾的印象中，這就是迷霧重重的孫立人“兵變”事件。

在實施軟禁期間，當局對孫立人實行了“不殺，不審，不問，不判，不抓，不關，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軟禁代替論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1988年的孫立人

三十多個年頭過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孫立人才恢復自由。這一年，臺灣《自立晚報》獨家發(fā)表消息，說孫立人將軍還活著，就生活在臺中市。

這一消息很快就震驚了島內外，臺中民眾尤其感到驚訝，多少年了，由于孫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樣，許多人早已相信了“孫立人已經(jīng)仙逝”的傳聞。

1988年11月27日，孫立人迎來90大壽，前來祝壽的老戰(zhàn)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孫立人獲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歲的高齡去世。

臺灣的一位教授在孫立人去世后寫到：“孫立人將軍的喪禮確是倍極哀榮，自動前往吊唁者一萬余人”。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像孫立人這樣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歲月的結束，這個教授在看了人們排成一公里長的隊伍為孫立人送葬后感到：“今后在臺灣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樣的感人場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