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王振鐸，字天木，河北保定人，生于1911年。1934年至1935年就讀于燕京大學研究生院，后相繼在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從事科研工作。1949年后，歷任文化部文物事業(yè)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顧問等職。他曾兼任中國自然科學史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博物館學會名譽理事長，并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主要著作包括《科技考古論叢》《東漢車制復原研究》等。

先父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學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亦是中國博物館事業(yè)的重要開拓者。他參與了蔡元培先生創(chuàng)立的中央博物院籌建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天安門廣場新建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形式設計總設計師及陳列設備總工程師，其設計成果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評價，所體現(xiàn)的民族風格亦在國際上享有聲譽，為中國博物館建設事業(yè)作出了重要貢獻。

祖父王宗璽，曾任上海龍華兵工廠與保定航空署總工程師，是中國首位研制三引擎飛機的工程設計師。后在家中自設工坊，先父遂于此學習車、銑、刨、鉗等金工技藝，熟練操作各類機床，并接受系統(tǒng)的古文獻研究訓練，為日后研究中國古代機械工程技術奠定了堅實基礎。祖父與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交誼深厚，丁先生建議引導先父投身中國古代機械工程研究。先父遵循其指導，一生專注于此。他在指南車、記里鼓車、司南與羅盤、張衡地動儀、漢代冶煉鼓風設備、宋代水運儀象臺等方面的復原與研究，皆為代表性成果。與一般科技史學者不同，先父不局限于泛論通史，而是聚焦于科技發(fā)展史上的關鍵節(jié)點，致力于通過復原模型實現(xiàn)實證研究。他始終自視為“博物館的科學工作者”，主持研制百余種古代科技模型，生動展現(xiàn)了中國古代先民的智慧與中華文明的輝煌歷程。

在整理先父書信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1949年之前的信札存世極少，僅見北平研究院同事吳世昌的婚宴請柬、燕京大學同窗謝國彥的報喪書等零星材料。而與先父交往密切的舊識，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以及董作賓等赴臺同仁的來信，則片紙無存。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重慶舉辦的“中國傳統(tǒng)手工業(yè)展覽會”上，先父制作的古代科技模型獲時任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嘉許，陳氏曾專函表彰，然此信亦已遺失?？梢?949年前與舊友、同仁的往來書信大多散佚無存。此或與先父對當時政局的失望有關——傅斯年曾三次邀其赴臺大任教，均被婉拒。為與舊時代劃清界限，他可能自行處理了這批信函。

本書所收信札分為兩類：一為先父與親友間的私人通信，二為先父與相關機構的往來公函。下文擬從工作、學術與交游三方面略作介紹。

一、博物館建設方面

此次出版的信札中，相當一部分是先父擔任文化部文物事業(yè)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期間的留存信件。其中包括與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國家測繪總局等機構的往來函件，以及與中國文學外文雜志社聞時清、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謝冰巖等個人的通信。這些公私信函均與當時的行政管理工作直接相關，保存目的在于存檔備查。

先父因長期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作，深諳博物館日常業(yè)務。1950年，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西諦）將其調任博物館處處長，主要負責全國博物館的業(yè)務指導工作。因此，他與各省博物館館長聯(lián)系密切。中央博物院在民國時期為國家級博物館，1949年后改組為南京博物院，其地位與性質發(fā)生變化。南京博物院的文物陳列工作，需與曾昭燏院長等反復商討規(guī)劃，故與曾院長的往來信札頗多。此外，與趙青芳、梁白泉、宋伯胤等院長的交流信件亦為數(shù)不少。

先父其實并不長于行政管理，他將治學的嚴謹細致用于行政事務，事無巨細皆要求嚴絲合縫、一絲不茍。對于全國新成立的博物館，從選址到最終的文物陳列，每個細節(jié)他都親自過問，悉心與新館負責人溝通。工作瑣碎而繁重，他仍堅持親力親為。當時鄭振鐸擔任文物局局長，在如何保護北京古建筑及各領域文化遺產等問題上，兩位“振鐸”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常有爭論。本書收錄了一封1949年鄭振鐸致先父的信函。

二、學術研究方面

在中國古代機械工程研究領域，有兩位專家與先父聯(lián)系尤為密切：一位是清華大學教授劉仙洲先生，另一位是上海同濟大學教授陸敬嚴先生。兩位先生雖屬兩代人，但研究方向均為中國古代機械工程通史。他們的研究內容離不開先父對古代機械工程關鍵節(jié)點的精深把握，故彼此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聯(lián)系與深厚友誼。例如1954年4月28日劉仙洲致先父的信：

天木先生：

數(shù)月前拜訪一次，適值先生正在開會，未獲晤談。當將拙編《中國在原動力方面的發(fā)明》一文交裴文中先生轉致先生，請指正。昨日又到團城拜訪，知已搬至東四文化部辦公。因時間已晚，恐去后將到下班時間，故未前往。我最近又接寫《中國在傳動機件方面的發(fā)明》一文。其主要內容為：繩帶傳動；鏈條傳動；齒輪、齒桿和輪系傳動；凸輪傳動；桿的傳動等等。先生從前所寫的《指南車》《記里鼓車》兩種，都是輪系傳動的最重要材料。“候風地動儀”一種，是最好的桿的傳動材料。我打算擇要采入一部，并復制圖版七八個，一律說明采自您的論文，希望您俯賜準許！又先生對于記里鼓車和候風地動儀的推測，都非常的正確，極為難得，惟對燕肅指南車的推測，尚有幾點，愿與先生一商：(一)雪堂的藏齒輪范，先生推測為棘齒輪范，恐有問題。(二）先生模制的指南車，似是燕吳兩種指南車的合并，若推斷燕肅的指南車已有鐵墜子和懸接的小平輪，證據似乎不大夠。（三）先生對吳德仁指南車沒有十分搞清楚，和Moule的說法相似。（四）殿版《宋史》及《愧郯錄》的載燕肅指南車的敘述“繫小輪一匝”之“繫”字，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宋史》中系“擊”字，我以為較好。（五）說他們所據之原理為“差動齒輪機”，不合，因為仍是普通齒輪系。（六）先生敘述吳指南車之一段（原文28頁）頗受張譯Moule文的影響，稱“四龜鶴”和“必需設四個齒輪與木仙人下之平輪互相聯(lián)絡”，前者唐“二龜鶴”，后者“必設六輪”，Moule所說的數(shù)目不大對。

總之，先生對于古代發(fā)明的推測能力是極高的，研究的深入是向來極為欽佩的。以上幾個小點，也可能是我看錯，但極愿有機會面先生一談。近因寫我國在傳動機件方面的發(fā)明一文，對各方面有關的文章詳讀了一下，如愿告我以方便的時間談半小時到一小時，若能看看先生模制的實物更好，請斟酌賜復為荷！

此致

敬禮！

劉仙洲

四月二十八日

針對劉仙洲先生信中提出的疑問，先父一方面委托友人陰法魯赴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詳查多種版本的《宋史》，澄清了“繫”與“擊”的一字之差，從而解決了齒輪嚙合方式的問題；另一方面，他依據宋代技術條件（尚不可能出現(xiàn)傘形齒輪，只能使用平齒輪），論證了差動齒輪結構應用于當時的不合理性。關于羅振玉（雪堂）舊藏齒輪范被推測為棘齒輪范一事，先父認為它更可能是弩機部件，并無傳動功能。隨后，先父撰寫《燕肅指南車造法補證》一文，平和而有力地回應了劉仙洲先生的疑問。這些書信往來，充分展現(xiàn)了老一輩學者嚴謹求真的治學態(tài)度與坦蕩包容的學術胸懷，堪為后人典范。

陸敬嚴先生是先父學術交往中較為年輕的朋友，他主要致力于梳理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近八十年關于指南車制作方法的研究成果。陸先生基于新材料和新視角，撰寫了《中國機械史》。從他與先父的多封往來信件中，可見其探索中國機械工程史研究的艱辛歷程。

除上述兩位先生外，先父還通過信札與容庚、徐中舒、梁思永、鄧廣銘、白壽彝、楊向奎、譚其驤、周一良等諸多學者交流。信中既有學術探討，亦不乏工作溝通與情誼敘談。容庚先生曾任教燕京大學，教授古文字學，是先父的師長。容老曾有一信與先父探討古器物分類，信中直呼其為“同志”，自署“弟容庚”。梁思永先生（梁啟超次子）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從梁先生與先父的往來信件中，可見其對這位杰出考古學家的敬重及同仁間的深厚情誼。周一良先生和譚其驤先生是先父的同學：周先生是其中學及大學同窗，情誼延續(xù)一生；譚先生則在燕京大學期間，因于歷史地理學卓有見解，被顧頡剛先生委以代課之任，故先父一直尊稱其為師。有趣的是，譚先生之子譚德睿致信先父時，始終自稱“侄輩”。

三、與李約瑟博士的交往

論及中國科技史研究，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是無法繞開的重要人物。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時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的李約瑟即知悉中國有兩位學者深耕于此領域：張蔭麟先生與先父。然李約瑟來華后不久，張先生即病重辭世。李約瑟通過曾留學英國的錢臨照先生了解到先父的行蹤。當時先父對西方學者抱有某種天然的審慎態(tài)度，認為其來華或意在搜集科技情報。李約瑟曾在昆明、重慶及宜賓李莊等地追尋先父，后者均避而不見。直至1952年夏，李約瑟以國際友人身份方在北京團城與先父會面。李約瑟在其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詳細記錄了此次會面，并對先父的研究給予高度評價。此后，李約瑟博士繼續(xù)深入研究中國科技史，著手復原宋代水運儀象臺。1958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得知李約瑟的復原計劃，立即建議先父發(fā)揚“超英趕美”的精神，率先完成復原任務。先父隨即繪制出該儀器的工程圖紙，并與博物館工匠通力合作，最終成功復原，并因此當選北京市勞動模范。先父設計監(jiān)制的水運儀象臺模型，長期陳列于國家博物館（前身為中國歷史博物館），成為各地博物館仿制該儀器的標準樣本。李約瑟博士與先父的通信，記載了兩位科學家在研究宋代科學家蘇頌設計細節(jié)時的不同見解。

先父早年生活于中國傳統(tǒng)大家庭，又深受新文化思潮影響。在新與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他不斷進行判斷與選擇，努力邁向新生活。在家庭私人信件中，兄弟間的通信極少。他的一位胞兄犧牲于抗日戰(zhàn)爭太原戰(zhàn)役；另有兩位異母兄弟，自七七事變后便斷絕了往來。異母長妹遠嫁美國飛虎隊成員，身處異國；唯有異母次妹間有書信聯(lián)系。在先父看來，世間純粹的兄弟手足之情甚少，而朋友之誼更為珍貴。他的朋友，多為學術上的摯交。其中關系最親近者如向達、夏鼐、蘇秉琦等，因見面頻繁，書信反倒稀少。唯在特殊年代、特定情境下留存的一兩封，得以收錄于本集，成為他們深厚友誼的見證。

本書的出版旨在通過工作、交游、學術研究等多重視角，使讀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這位卓越的博物館科學工作者。

王木南 李強

2022年5月

王振鐸往來信札

編著者：王木南 李強 編

定價：1280.00元

ISBN：978-7-5013-7467-0

裝幀開本：精裝16開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文獻出版中心

供稿 | 潘竹 編輯 | 鄧旭欣

監(jiān)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