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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理解伊朗戰(zhàn)事的關鍵，在“特朗普主義”

美以對伊戰(zhàn)爭已進入第四周，戰(zhàn)火的影響正迅速超出中東范疇。無論是能源安全，還是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都在經歷深刻沖擊。

對奉行“現實主義”與“以實力求和平”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對外軍事干預的借口各有不同——對委內瑞拉打著“打擊販毒集團”的旗號，對伊朗則以“屠戮人民”的罪行相稱。特朗普政府究竟想從這些軍事干預中獲得什么？其行為背后的邏輯又由何種動力驅動？此外，這場戰(zhàn)爭究竟是國際秩序走向崩塌的必然產物？它是否會顯現出日益持久且深刻的文明對抗？

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21日晚在社交媒體發(fā)文，要求伊朗在48小時內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否則將對伊朗“各類發(fā)電廠”發(fā)動打擊并將其摧毀。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認為，目前關于伊朗戰(zhàn)爭的幾種歸因和解釋，如能源之爭、美國被以色列“綁架”、維持霸權、文明沖突論等，均較為偏頗。盡管這場戰(zhàn)爭依然表現出一些特殊性，尤其是能源與宗教、世俗利益與宗教利益等因素的交織，但仍是一場綜合性戰(zhàn)爭。

而理解伊朗戰(zhàn)爭的關鍵，還是要回到戰(zhàn)爭發(fā)起人特朗普及其“特朗普主義”。在鄭教授看來，我們可以用“3+3+3”框架對“特朗普主義”加以把握。

首先是特朗普的“三個背景”，即移民后代身份、商人出身與宗教情懷，共同塑造了其民粹動員能力、果斷決策風格，以及超越世俗意義、帶有強烈信仰色彩的行為邏輯。

其次是特朗普的“三個代表”，在國內政治上，特朗普主義同時代表硅谷高科技資本、美國最保守的傳統(tǒng)文化以及勞工階層的利益。

最后是特朗普的“三個追求”，即在國際層面對地緣政治空間、西方文化空間和經濟空間的追求。在地緣政治上，特朗普主義固守并整頓西半球，推行“離岸平衡”，借助以色列、日本、英國等地區(qū)支點維持影響力；在文化層面，特朗普主義強調西方傳統(tǒng)文化認同；在經濟層面，則將亞太視為未來全球經濟重心，因此美國對亞太的戰(zhàn)略投入和壓力只會持續(xù)上升。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若探尋比特朗普個人因素更深層的戰(zhàn)爭起因，則是國際秩序本身的崩塌，包括全球經濟失衡，以及聯合國體系和戰(zhàn)后國際機制約束力的持續(xù)下降。與此同時，美國國內政治也失去了原有平衡：技術革命推動生產力、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fā)生劇烈變化，而其治理體系和政治上層建筑卻難以適配。當既得利益之間的矛盾無法化解時，最終就可能演變?yōu)閼?zhàn)爭。

彭博：伊朗亂局引發(fā)中國學界辯論“不干預”原則邊界

3月16日，彭博社圍繞伊朗沖突背景下中國對世界秩序重塑的考量發(fā)布長篇分析文章。文章引述了多位中國知名外交學者的觀點，分析了伊朗戰(zhàn)爭發(fā)生后，中國學界及官方智囊對當前的外交行動和戰(zhàn)略選擇的不同取向。文章長篇引述了鄭永年教授此前在國內社交媒體的觀點，認為應對北京傳統(tǒng)的不干涉內政政策進行“緊急”重新評估。

彭博社在報道中稱，政府顧問、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學家鄭永年呼吁對北京傳統(tǒng)的不干涉內政政策進行“緊急”重新評估。中國決策者稱不干涉內政是國際關系的“黃金法則”。

鄭永年在本月初發(fā)表于微信的問答中表示，雖然中國永遠不應該推動政權更迭或煽動“顏色革命”，但當其海外利益受到侵犯時，中國需要采取“積極干預”的戰(zhàn)略。

他舉了巴拿馬運河的例子，特朗普政府施壓導致一家香港企業(yè)集團失去了對兩個戰(zhàn)略港口的控制權。鄭永年表示：“當然，像美國那種‘霸權式’‘強盜式’的干預方式是絕對錯誤的，是我們必須避免的。但我們要解放思想，不能總是刻板地強調‘絕對不干預’?！?/p>

他沒有詳細說明這可能意味著什么。其他學者則認為，隨著北京的利益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大，北京應該更加習慣于展示其軍事實力。

鄭永年：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關鍵在于其“開源性”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這一重要論斷，不僅深刻揭示了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在邏輯，也向世界傳遞出中國與各國攜手發(fā)展的堅定決心。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如何通過開放實現自身發(fā)展、又何以造福世界，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

近日，《人民日報》全版刊發(fā)鄭永年教授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正在于其“開源性”。

《人民日報》（2026年03月18日 第17版）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關鍵在于“開源”（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式現代化）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關鍵就在于其“開源性”。不同于西方在向世界輸出現代化模式時，將其經驗固化為一套系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導致“開源”變“閉源”的做法，中國不將現代化視為單一固定模式，不輸出、不強加自身模式，而是為世界提供可參照、可適配的發(fā)展經驗，這成為推動各國共享發(fā)展機遇的現代化范式。

同時，就中國式現代化的標準而言，它兼顧了物質、制度與人三個層面的現代化之間的動態(tài)協調，也有迄今為止對現代化最高標準、最完整的定義，充分體現了中國對“富而不公”“先污染后治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顧此失彼”“殖民與帝國主義式”現代化的超越。

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開放是“開源”的前提。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推進發(fā)展的，形成了“以開放促進改革，以創(chuàng)新落實改革；以開放聯通世界，以創(chuàng)新開拓未來”的獨特模型。可以說，在全球所有國家中，中國在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方面作出了最大的貢獻。這也證明了中國“開源式”現代化對于世界的積極影響。

當前，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具有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單邊開放的顯著特征。制度型開放聚焦規(guī)則、規(guī)制、管理、標準的國際接軌；單邊開放則是中國根據自身發(fā)展需要作出的主動選擇，不附加對等條件。區(qū)別于一些西方國家動輒“撤梯子”的做法，中國樂于“遞梯子”，幫助其他國家獲得發(fā)展。這種單邊開放已成為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梢灶A見，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的“源”，將為更多國家獨立自主發(fā)展提供啟發(fā)，不同國家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將形成百花齊放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

鄭永年 ： 目前產學研一體化的短板，既在“不足”，也在“過度”

日前發(fā)布的“十五五”規(guī)劃《綱要》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fā)展新質生產力”置于前所未有的戰(zhàn)略高度。在具體抓手層面，《綱要》共安排了28項直接聚焦于引領新質生產力發(fā)展的重大工程。

在此基礎上，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不僅需要加強原始創(chuàng)新和核心技術攻關，更需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和產業(yè)創(chuàng)新深度融合。那么，在“產學研一體化”層面，我們需要做哪些體制機制上的改變？

3月26日，科研人員通過微米級腦機接口混合現實，精準呈現腦機接口與大鼠大腦主要血管和腦組織的空間位置關系。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規(guī)劃中圍繞新質生產力提出的28項重大工程，本質上正是“新三駕馬車”的產物。所謂“新三駕馬車”，即三個要素：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應用技術轉化能力，以及充分的金融支持。

最大的難點仍在于落實，尤其在于如何把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金融強國真正整合為一個有機體系。就現實情況而言，中國國家實驗室之間彼此不夠開放的問題依然存在，“帽子人才”現象也仍較突出。與此同時，中國雖早已是論文大國，但真正實現成果轉化的論文并不多。再加上基礎科研人才與工程應用人才的評估體系、科研基金分配方式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要真正破解這些障礙，仍有賴于大量體制機制改革的持續(xù)推進。

在“產學研一體化”問題上，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既存在基礎科研與應用轉化脫節(jié)的問題，也存在某些領域走得過度的問題。一方面，不少大學和科研機構仍然偏“發(fā)表導向”而非“問題導向”，與社會經濟需求脫節(jié)，導致基礎科研轉化率很低；另一方面，本應側重基礎研究的科學院系統(tǒng)，有時又被要求去做應用轉化，讓科學家同時承擔基礎科研、技術轉化甚至籌資等任務，這既困難也不合理。

他建議，一方面國家要養(yǎng)一批科學家專攻基礎科研；另一方面，應用技術要實打實地轉化，不能光為了寫論文。同時，國內大廠也應學習美國企業(yè)的做法，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開展基礎性研究。

鄭永年：要大力改革金融體制，真正培育起耐心資本

“十五五”規(guī)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長期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科創(chuàng)投資本身具有投入大、風險高、周期長的典型特征，當前我國風險投資行業(yè)，尤其是聚焦于“硬科技”領域的科創(chuàng)投資，仍舊面臨長期資金短缺、募資難度大等突出問題。如何培育能夠有效承受風險、具備長期視角的“長錢”與“耐心資本”？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高效用好國家創(chuàng)業(yè)投資引導基金，大力發(fā)展創(chuàng)業(yè)投資、天使投資，政府投資基金要帶頭做耐心資本，推動更多初創(chuàng)企業(yè)加快成長為科技領軍企業(yè)。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真正缺少的不是資本本身，而是“耐心資本”。所謂“耐心資本”，一是“長期”；二是必須可以“冒風險”。

他認為，中國需要大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考慮發(fā)展公益慈善基金來支持科研。需完善稅收等免稅體系，以鼓勵私人捐助大學的基礎科研。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一套支撐耐心資本的容錯制度和考核體系。目前地方政府產投、創(chuàng)投基金因受制于干部任期與風投長周期間的不匹配、加之干部任期內需面對嚴格審計的體制機制約束，而普遍不敢投資高風險項目。

同時，鄭永年教授強調，還要反對“壞金融”，提倡“好金融”。需要把資金真正投向支撐實體經濟和制造業(yè)創(chuàng)新的風險資本。二戰(zhàn)以后美國風投發(fā)展的一個經驗就是把中產階層以上的過剩資本聚集以作為風險資本。中國需結合中國國情，思考如何把當前居民和企業(yè)大量沉淀的存款，在房地產高歌猛進時代過去之后，逐步轉化為風險投資。

鄭永年：人類今天需要的是一場面向技術本身的“新啟蒙運動”

近來，開源AI智能體OpenClaw憑借可在個人設備上本地部署、能自主完成各類指令的核心亮點，掀起了“養(yǎng)龍蝦”熱潮。除了AI權力、合規(guī)邊界外，討論最多的一個話題即不同行業(yè)在AI“生產力革命”前的暴露程度。

鄭永年教授此前曾就該議題發(fā)表看法。在其看來，人工智能觸及的是人的智力領域，甚至可能生成另一種形式的理性。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保持審慎態(tài)度，格外小心其發(fā)展方向及潛在影響。

3月11日，百度科技園K1門前數十名工程師一對一為近千名用戶提供云端OpenClaw免費安裝服務。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認為，現代化不僅是技術、物質和制度層面的現代化，歸根結底還要落實到“人的現代化”。關鍵在于人們如何看待技術，以及能否建立起與新生產力相適配的制度體系。

他進一步指出，人工智能與前三次工業(yè)革命有根本區(qū)別：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yè)革命開始觸及人的智力活動，甚至可能取代受過教育人群的腦力工作，具有更強的顛覆性。此外，人工智能不僅是一項技術，還在重塑經濟形態(tài)、社會形態(tài)、政治形態(tài)，甚至會進一步影響人類的心理形態(tài)，因此絕不能盲目接受。應像對待核能一樣對待人工智能：凡是能夠增進人類福利的部分，應盡量發(fā)展；凡是可能損害人類福利的部分，則必須防范。

鄭永年教授同時強調，未來更重要的是重塑人文精神。當前社會對人工智能的討論，往往過于集中于應用層面，卻忽視了其更深層的影響。人類今天需要的是一場面向技術本身的“新啟蒙運動”，重新思考技術發(fā)展的目的，重新回答“什么是人”這一根本問題，并始終堅持由人來主導技術，而不是反過來淪為“機器的奴隸”。

鄭永年：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必須基于技術進步之上

日前全國兩會，全國人大審查批準“十五五”規(guī)劃綱要，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式現代化未來五年的發(fā)展藍圖。

近日，由鄭永年教授主編，王一鳴、蔡昉、黃益平、劉尚希、陸銘等二十余位專家學者領銜創(chuàng)作的新書《下一個五年：中國的戰(zhàn)略選擇與行動方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鄭永年在接受浙江人民出版社采訪時指出，“十五五”是通往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一躍。這“一躍”能否成功，取決于我們今天的判斷與行動。

鄭永年教授談新書《下一個五年》。圖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鄭永年教授通過《下一個五年：中國的戰(zhàn)略選擇與行動方案》這本書，試圖多角度、多視角地探討我們面臨的問題與未來。在他看來，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fā)展到中等收入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有人口紅利、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加之發(fā)展滯后的時候對環(huán)保的要求也不高，又有西方很多成熟的技術供我們擴散和應用；但是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必須基于技術進步之上，其核心就是技術進步。

鄭永年教授認為，我們國家現在也是往這個方向走的，一定要實現居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yè)升級。近年來提出的高質量發(fā)展、新質生產力，以及把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放在一起論述，這個方向是對的。宏觀層面的這些都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如何實現微觀層面的落地，這需要從多學科、多視角來透視和分析，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鄭永年：這里有文脈，有活力，有溫度，更有未來

日前，余姚市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擴大）會議暨“姚江講壇”報告會舉行，作為姚籍學者，鄭永年教授受邀出席并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論述精神作報告。

會上，鄭永年教授以“大變局下的政績觀：‘十五五’規(guī)劃和余姚發(fā)展”為題，從“什么是大變局”“‘十五五’規(guī)劃”“余姚的發(fā)展”等三方面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輔導解讀。報告內涵豐富、邏輯嚴密、事例翔實，對全市黨員干部在當前形勢下如何更好服務發(fā)展、干出實績，提供了思想的啟迪和精準的指導。

同時，鄭永年教授也在家鄉(xiāng)余姚向世界發(fā)出誠摯邀約：“這里有文脈，有活力，有溫度，更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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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劉昕冉

審閱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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