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鴻章和左宗棠，兩個人同朝為官，同樣位極人臣，一位權傾天下、富甲一方，臨終留下的是金山銀海和滿朝人脈；一位兩袖清風、身后蕭條，留給兒孫的只有幾頁家書和幾句叮囑。

那么，到底是錢財重要，還是家風重要呢？

1850年左右，太平天國的戰(zhàn)火燒遍了半個中國。

清廷的正規(guī)軍打得一塌糊涂，皇帝急了，只能放手讓地方上的讀書人自己拉隊伍。就是在這個亂局里，李鴻章和左宗棠先后出了頭。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科舉出身，跟著曾國藩打仗，腦子活、會來事，很快就攢出了一支淮軍。

他這個人特別擅長在復雜的人際關系里找縫隙，誰有用就靠近誰，誰能幫他升官就打好關系。

戰(zhàn)場上他不算最猛的那個，但政治上他是最精的那個。

平定太平天國之后，他穩(wěn)穩(wěn)地站進了晚清權力的核心圈，后來做到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主持著清朝最要命的外交和軍事大局。

左宗棠是湖南湘陰人，比李鴻章大了將近十歲，但科舉考了三次都沒中進士，靠著真本事和一腔倔勁兒在亂世里闖出來。

他打仗有一股蠻勁，不服就上，身上沒有那么多官場油滑的東西。他后來主持閩浙、陜甘，做過很多實事。

1866年，他一手創(chuàng)辦了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造船工廠，意義非同小可。

這兩個人幾乎在同一時期站上了歷史舞臺，干的事情也都是關系國運的大事，但他們對待功名、財富、家族的態(tài)度，差得遠了去了。

李鴻章很清楚亂世里有權有錢才是真的，他在任幾十年，積累的財富極為驚人。

他的政治關系網(wǎng)從朝廷延伸到地方、從國內(nèi)延伸到洋人那里，編織得密密實實。他的心思很大一部分放在怎么給兒子們鋪路上，覺得只要把路鋪好了，后代就不愁了。

左宗棠卻不是這么想的。

他去世的時候，家里基本上沒什么錢。他留給后代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套關于怎么做人的說法：讀書要讀進去，種地要踏踏實實，離官場遠一點！

這套話，不是隨便說說的，是他用一生的經(jīng)歷提煉出來的。他見過太多靠著祖上蔭庇卻最終敗光家業(yè)的例子，知道那條路走不長。

李鴻章的三個兒子，走的全是官路。

長子李經(jīng)方是過繼來的，但李鴻章對他寄予厚望。李經(jīng)方后來做到駐日公使、駐英公使，出入于國際外交場合，是那個年代少見的見過世面的官員。

只不過他的名字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道難以抹去的印記——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的簽字儀式上，他代表清廷完成了這件讓國人至今痛心的事。

次子李經(jīng)述是三兄弟里性格最內(nèi)斂的一個，他在詩詞方面有真才情，留下了不少作品，后來承襲了父親的一等侯爵爵位。但這個兒子很早就去世了，沒能等到更多施展的機會。

三子李經(jīng)邁做過駐奧匈帝國公使，后來轉(zhuǎn)向收藏和實業(yè)，在那個年代也算是一個開眼看世界的人。

李鴻章的長女李菊耦，嫁給了晚清著名的才子官員張佩綸。

這門婚事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張佩綸因為中法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受到朝野非議，仕途幾乎斷絕，卻娶了李鴻章的女兒，一時引發(fā)眾多議論。

張愛玲是李鴻章的曾外孫女。她出生于1920年，在上海長大。她的身世本身就帶著一種戲劇性：頂著如此顯赫的家世背景，卻偏偏生在一個家道中落、父母感情破裂的家庭里，從小在冷漠和動蕩里長大。

左宗棠的兒子們，走的則是另一條路。長子左孝威跟著父親出征新疆，有過軍旅經(jīng)歷。

四子左孝同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擔任湖南巡撫營務總辦，算是在亂局里出過力的人。但這一代之后，左家基本上沒有人再呆在權力核心里了，家訓在發(fā)揮作用。

真正的差距，是在往后兩三代人里拉開的。

左宗棠的曾孫輩里，有好幾個人在各自的領域做出了讓人側目的成就，而且方向全都是科學、醫(yī)學、學術，和權力、財富完全不沾邊。

左景伊，北京化工大學教授，是中國腐蝕與防護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這個學科聽起來冷僻，實際上跟工業(yè)生產(chǎn)、基礎設施安全密切相關。他寫的《腐蝕控制工程》是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影響了幾代工程技術人員。

左景鑒，外科醫(yī)生，在中國外科界被稱為"四大名刀"之一。

"名刀"這個說法，是圈子里對最頂尖外科手術技能的認可。他曾擔任中山醫(yī)院副院長，還當選過全國人大代表。

外科醫(yī)生靠的是手上的功夫和多年的積累，這條路沒有任何捷徑可以走。

左景鑒的女兒左煥琛，是心血管病領域的專家，在復旦大學醫(yī)學院任教授，后來還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

她走的這條路，是實實在在從學術里走出來的，職務是后來的事，專業(yè)是根本。

左景鑒的兒子左煥琮，專攻神經(jīng)外科，是中國顯微神經(jīng)外科的重要開創(chuàng)者之一，曾擔任清華大學玉泉醫(yī)院院長。

顯微神經(jīng)外科對操作精度的要求極高，能在這個方向上開拓出路來，背后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付出。

左景權，則完全走上了另一條路——敦煌學研究，長期在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工作，著作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影響。

很多人覺得“家訓”是虛的，那些刻在牌匾上的大道理，頂多是裝點門面，落到實處沒什么用。

可左宗棠留下的那幾句話——讀書明理、耕讀傳家、遠離官場——看起來質(zhì)樸，甚至有點老派。

但這幾句話背后有一套具體的行為邏輯：讀書是為了真正懂事理，不是為了做官；踏實過日子，不依賴祖宗的蔭庇；離權力遠一些，保持清醒。

左家后代把這個落實到了教育上。每一代人從小受到的引導，都是往學問和技能方向走，不是往關系和權勢方向走。

這種選擇，在短期內(nèi)可能看不出有多大優(yōu)勢，但幾代積累下來，產(chǎn)出的是一批真正有本事的人。

李鴻章這邊，走的路子完全不同。

他給后代留下的是權力資源和社會關系，兒子們接手之后，靠著這些東西在官場上運轉(zhuǎn)。

這條路在清朝還在的時候，當然順得很。但清朝完了，民國來了，那些人脈關系和爵位頭銜，一夜之間全部失效。

沒有家訓護底，沒有扎實的學識支撐，后代面對時代變遷的時候，能倚仗的東西越來越少。

張愛玲是一個特別的存在。

她身上有李家的血，但她真正賴以立世的是自己的才華和刻苦，和李鴻章留下的那些政治遺產(chǎn)關系不大。

某種程度上，她的成就恰恰說明了另一件事：真正能流傳下去的，從來不是權勢，而是一個人真實的能力和創(chuàng)造。

這兩家的對比，不是說誰好誰壞，歷史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選擇。

問題是，他們?yōu)楹蟠O計的那條路，到底能走多遠。

靠資源起家的路，維系的代價太高，一旦外部條件變了，就容易斷；靠學識和品格起家的路，走得慢，但根扎得深，時代怎么變都有重新站起來的可能。

100多年過去了，左宗棠的曾孫輩里出了外科名刀、神經(jīng)外科開創(chuàng)者、腐蝕學科奠基人和敦煌學專家。

這兩件事，都不是靠祖宗的官位換來的，是靠人自己的本事拼出來的。這或許才是這兩個家族最值得后人琢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