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史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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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男人，從心里認準了國外是優(yōu)秀的，特別是日本，覺得去日本那才叫人生。

幾十年過去，他確實闖出來了，不過房子沒了、祖產(chǎn)沒了、戶口沒了，七十多歲了還是個黑戶。

當初他覺得中國護照不值錢，如今他連做個有國籍的人都成了奢望。

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整成“中日兩國的共同笑柄”的？

日本夢破碎，“無國籍黑戶”

1995年，李文彪飛到了東京成田機場。那一刻，他大概覺得，自己的東亞版“新人生”終于要開場了。

腦子里可能已經(jīng)替自己設(shè)計好后半輩子的路線：進電子廠、攢點錢、拿身份、留在日本養(yǎng)老。

現(xiàn)實確實十分的殘酷。

剛落地，他就發(fā)現(xiàn)簽證早已過期。在機場磨了三天三夜，憑著各種理由辯解，最后靠一個短期商務(wù)考察的名義，僥幸進了東京市區(qū)。

進了市區(qū)，他最先想到的是找工作，覺得只要能先有口飯吃，其他都是以后慢慢辦的事。

他找到了中介，看似走的是華人常見的那條路：先通過中介介紹干活，再一步步爭取長期簽證。

可就在中介檢查護照時，一個關(guān)鍵信息出現(xiàn)了——玻利維亞移民局那邊有記錄：他已經(jīng)好幾年沒有回去、也沒納稅，按那邊的規(guī)定，他的國籍早就被注銷了。

他這時才意識到，自己手上那本護照，說白了已經(jīng)成了廢紙。以前他只知道“花錢入籍”，根本沒想過還有“長期不回去、也會被退籍”。

國籍沒了，他本能地轉(zhuǎn)頭求中國。跑到中國駐日使館，想恢復(fù)中國國籍，希望能靠“重新認祖歸宗”來翻盤。

這時候，使館工作人員給出的答復(fù)很清晰：他在1993年自愿加入玻利維亞國籍，按中國國籍法，原本中國國籍自動喪失。

想恢復(fù)，不是一句“我后悔了”就能解決，需要當初那個外國出具退籍證明。

問題來了，玻利維亞那邊早找不到他的有效記錄，退籍證明根本開不出來。

中國這邊走不通，他又只好朝日本的制度靠。

去了日本入國管理局，希望以某種形式拿到合法居留，比如長期簽證或者定居資格?？稍谌毡竟俜窖劾?，他既拿不出有效國籍證明，也沒有有效簽證記錄，整個身份信息是斷層的。

日本方面最后給出的結(jié)論很直接：不具備合法居留條件，被認定為非法滯留。

這一步把他正式推入了一個很尷尬的位置：不是中國公民，也不是玻利維亞公民，日本只把他當作一個缺乏合法身份的滯留者。

他從一個“主動拋棄中國國籍的人”，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無國籍者，而且還在一個對身份管理極為嚴格的國家。

從這之后的生活，可以用一個字形容：難。

當年的李文彪，究竟是為什么走到了這個境地呢？

親手切斷自己所有退路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上海開始恢復(fù)元氣，工廠還是鐵飯碗的年代，能當上技術(shù)骨干，說明手里真有點本事。

那會兒普通工人一年三百來塊工資，李文彪不僅有穩(wěn)定收入，還有積蓄，后來自己買了房、買了桑塔納，他沒滿足。

耳邊總有人說國外怎么好，說日本街干凈、機會多、工資高、生活有秩序。長期聽下來，他心里慢慢長出一個念頭：留在國內(nèi)，是浪費自己。

于是他看什么都不順眼，對眼前的穩(wěn)定，越來越看不上。

他把老家的酸枝木柜賣了，房子出手，車也出手，一通清倉套現(xiàn)，硬是湊了三千美元。

要知道，當時普通人一年三百多塊工資，這三千美元，在那時候相當于把多年的積累一刀砍光。

變賣家當還不算，他還干了件更絕的：撕掉戶口本副頁。

那一頁紙在那一刻可能只是他眼中的“舊身份”。很多人是因為環(huán)境被逼得舍不得戶口，他是主動把這條路撕爛，專門給自己制造退無可退。

錢到手，人從上海轉(zhuǎn)到廣州，再飛到遙遠的玻利維亞。

他的盤算聽起來挺順：先在一個能花錢拿護照的國家入籍，有了外國護照，再想辦法去日本，打開“更高級人生”的門。

他根本沒搞清楚，拿外國護照意味著什么。

1993年，他真就在玻利維亞拿到了國籍，自然開心得不得了，覺得這一下“從此天寬地闊”。

更關(guān)鍵的是，在心理上，他幾乎是主動切斷了對“我是中國人”這件事的認同，外國護照在他眼里成了世界通用門票，至于原來的國籍，他沒放在心上。

國籍不是路邊隨便換的手機卡，注銷了一次，想再恢復(fù)，遠沒有想象中那么隨意。更別說，他在玻利維亞的現(xiàn)實生活，很快就給了他重重一拳。

玻利維亞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差，通脹一路飛，他一句西班牙語也說不利索，想做電子貿(mào)易，貨壓在港口，一箱箱放到發(fā)霉。

通脹率飆到幾個零連在一起的數(shù)字時，他當年那點積蓄被沖得干干凈凈，所謂“世界通行證”，在當?shù)剡B填飽肚子都撐不起來。

于是，一個已經(jīng)放棄中國國籍、在玻利維亞陷入困境的人，帶著一本玻利維亞護照，心氣仍然很高，往日本的方向沖了過去。

從這時開始，他真正進入了“下坡無底線”的階段。

沒有合法身份，在日本就等于不能進正規(guī)公司，只能去后廚打黑工；不能堂堂正正簽租房合同，只能去網(wǎng)吧包夜、蜷縮著睡；辦不了正規(guī)銀行卡，領(lǐng)工資、匯款、存錢都要靠各種權(quán)宜之計。

連在街上走路，看見警察巡邏，心里都會緊張。有一次為了躲警察，他慌不擇路，跑丟一只鞋。

日本本地人對他，同樣不客氣。在他們的視角，這只是一個身份有問題、靠零工湊日子的外國人，不會有人愿意認真去了解他過去的曲折，只會本能保持距離。

消息傳回上海，街坊鄰居知道他在外面混得這樣，大多覺得這是當年那句“看不上國內(nèi)”的報應(yīng)。

當初羨慕他出國的人，現(xiàn)在提到他的名字，是拿來當反面教材的：放著安穩(wěn)日子不過，硬要跑出去，結(jié)果來回折騰成這個樣子。

晚年身份尷尬，遲來的清醒

2012年春天，已經(jīng)在日本打黑工很多年的他，接到了從上海打過來的越洋電話。是老鄉(xiāng)告訴他，母親快不行了，讓他趕緊回去一趟，就是那最后一面。

對任何一個漂在外面的人來說，這是最不愿聽到的一種消息。

他在日本這些年，已經(jīng)習(xí)慣了小心翼翼地活著，但一聽到母親危重，第一反應(yīng)就是：我要回去。

問題是，他說回就能回嗎？沒有國籍，沒有正常護照，他連買機票和簽證這道關(guān)都過不去。

急到發(fā)抖的時候，他又一次去了日本入國管理局，不過這次不是去談什么長期居留，而是在辦公樓門口下跪，連著跪了三天三夜，只求一件事：給他一張能回一趟中國的旅行證。

最終，他拿到了一張發(fā)黃的無國籍難民旅行證，有效期只有十五天，簽證頁上蓋滿各種限制標記。

這張紙在別人眼里可能不過是一張臨時證件，對他來說，卻是多年黑戶生活中第一次被承認可以合法進出邊境。

他帶著這張證件匆匆買票飛回上海，飛機落在浦東機場，海關(guān)那一關(guān)又耗了他不少時間。對邊檢來說，一個手持難民旅行證、沒國籍的人要入境，問題肯定接二連三。

各種問、各種查，確認完情況，才放他進來。

出了機場，他直奔醫(yī)院。結(jié)果剛到地方，母親已經(jīng)走了，他沒能多看一眼，只能在門外站著。

這種落差，不是任何一句安慰能補上的。如果當年不那樣折騰，哪怕只是一個普通退休工人，他都大概率能守在母親身邊。

守靈那幾天，他一邊在靈堂前待著，一邊跟老鄰居聊上幾句。就是這個時候，他聽到了另一個信息：老房子要拆遷了，按戶口一算，大概能分到九百萬。

九百萬對現(xiàn)在的城市人來說也是大數(shù)字，更別說對一個在國外洗盤子的老人。那是他當年親手賣掉的那套房所在的片區(qū)，如今成了改造項目的目標。

街坊跟他說，一戶戶口就是一份指標，能分的錢寫在拆遷協(xié)議里，看得見、摸得著。

聽到這事，他翻出當初撕戶口本留下的那點存根，帶著一點僥幸去街道辦打聽。

工作人員查了系統(tǒng)，給出結(jié)果：他的戶口在1979年就已經(jīng)注銷，拆遷款跟他沒有關(guān)系。

這一下，他徹底明白了自己這些年到底失去了什么。

回日本之后，他沒有任何翻身機會可言，所能做的，只是盡量把生活從“茍且”調(diào)成“勉強穩(wěn)定”。

他開始系統(tǒng)學(xué)推拿，考了日語等級，把這些技能拿去申請日本的特定活動簽證。這個簽證不能給他國籍，卻能讓他不用再天天躲警察，至少可以去打工拿明面上的錢。

他還是無國籍狀態(tài)，不能在中國長期居留，不能像普通人那樣刷高鐵、辦銀行卡，回國祭拜母親，要提前很早辦復(fù)雜手續(xù)。

身份這個問題，一直像個結(jié)痂又不斷裂開的傷口，動一動就疼。

現(xiàn)在的他，年紀早已過七十。住在日本一間六疊大小的小公寓里，每個月交六萬日元房租，吃喝開銷算得緊緊的。

他很清楚，如果當年沒那樣折騰，哪怕只是安靜在廠里干到退休，憑著上海戶口、老房子、技術(shù)工身份，現(xiàn)在大概率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有養(yǎng)老金，有拆遷收益，有社區(qū)醫(yī)院的老熟人，有鄰居可以搭幾句家常，至少母親走的時候，他也在身邊。

參考資料：
在日華人15年無國籍終獲在留許可 情況實屬罕見
2010年11月26日09:13 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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