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曾希圣是個前后反差很大，讓人多少有些欲說還休的黨史人物。

早年的曾希圣就投身革命，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資興縣，早年就讀于湖南省立第三師范，1922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事革命活動。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北伐戰(zhàn)爭。當1927年大革命遭受失敗，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危急時刻，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曾希圣長期從事黨的兵運工作和軍事情報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我軍早期的軍事情報工作方面，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

1932年，曾希圣在中央蘇區(qū)反“圍剿”斗爭中參與創(chuàng)建了主管情報工作的中央軍委二局，并擔任首任局長。在他的組織領導和親自參與下，軍委二局排除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頑強地攻破了一個又一個難關，通過特殊的手段獲取了大量極其準確可靠的軍事情報。

在中央蘇區(qū)反“圍剿”的斗爭中，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紅軍在戰(zhàn)斗中能做到知已知彼，百戰(zhàn)不殆，除了靠毛主席的軍事指揮藝術和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的英勇奮戰(zhàn)外，曾希圣領導的軍委二局及時提供大量的準確情報，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為表彰曾希圣的功績，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副主席于1933年代表軍委給他頒發(fā)了一枚二級紅星獎章。毛澤東主席高度評價和贊揚曾希圣和他領導的二局，說沒有二局，長征是難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新中國成立之后，曾希圣作為封疆大吏，長期主政安徽，五十年代初期他勵精圖治，在安徽展開大刀闊斧的治水興農，發(fā)展工業(yè)，功不可沒。

但是，毋庸諱言，曾希圣在大躍進時期存在較大的工作失誤，犯了一定程度的“左”傾錯誤，急于求成、作風專斷、缺乏民主，一時之間安徽成了當時的重災區(qū)，不少的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餓死人這樣極端嚴重的情況。

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愷帆晚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回憶，當時他向省委反映他下到農村調查看到的真實情況，沒想到曾希圣不以為然：

曾希圣同志說：“老張啊，你受了騙了。老桂到桐城查出來很多糧食都堆在草堆里，查出來一兩億斤。你巢縣去年收成不比桐城差，應該有糧食的！”我十分苦惱。

在書中張愷帆還有如下一段回憶：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后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

作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希圣對安徽的受災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初期對饑荒隱瞞不報、阻撓調查，導致中央未能及時干預，錯失救災良機。他的工作作風比較專斷霸道，聽不進批評和意見，與干部關系緊張，因此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集中批判。

左四為曾希圣

古人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好在曾希圣并沒有一路“左”下去，而是勇于改正錯誤，他帶頭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檢查了工作中的失誤，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對農村合作經濟如何發(fā)展的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廣泛的摸索和思考，鼓勵大家放開思路，研究各種辦法。

曾希圣還親自帶領工作組到生產隊進行試點，并根據(jù)試點的經驗，親自草擬提綱，形成《關于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問題(草稿)》的文件，終于最后形成了“包工包產責任制加獎勵”的辦法，簡稱“責任田”。

這個辦法在得到了最高領袖的認可后，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廣。到1961年底，全省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已占90.1%，農業(yè)生產得到了很快恢復和發(fā)展，社員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市場供應迅速好轉，城鄉(xiāng)干群普遍稱譽“責任田”是“救命田”。

當年曾希圣在安徽全面實行“責任田”，實際上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經濟發(fā)展道路的一次意義重大的實驗，可惜的是，但為時不久，這一剛剛興起的新事物就受到錯誤的批判。

曾希圣本人因此受到指責，還牽連到下面的一批干部，對此他多次向中央和華東局表示：“責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責任由我個人承擔，不要涉及其他干部。

1965 年曾希圣轉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文革” 中遭到殘酷迫害，1968 年 7 月 15 日在北京含冤去世。10年之后的1978 年 7 月 18 日，中共中央為曾希圣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