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歷史人物時，我們總喜歡做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左邊列功，右邊列過，然后像小學生算數(shù)學題一樣，得出一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的結論。

這種所謂的客觀公正表面上看是辯證唯物主義，骨子里卻是一種思維上的懶惰，一種站在上帝視角對死者的傲慢施舍。

功是功，過是過，分開看，這話聽起來四平八穩(wěn)，實則荒謬至極。

因為它假設了一個前提：一個人的功與過是可以像豬肉和白菜一樣，在案板上分門別類、互不干擾的。

但歷史不是菜市場，人是活生生的整體，功與過往往從同一根藤上結出，血肉相連，你分得開嗎？

就拿左宗棠來說，有人提出階段功過論，認為他前期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是個劊子手，后期收復新疆是個愛國者，前后分開，各給一頂帽子。

這聽起來夠辯證了吧？

但細想之下，這種切割比一刀切更粗暴。

左宗棠鎮(zhèn)壓太平軍是過，抗擊沙俄是功，可支撐他做這兩件事的是同一個思想內(nèi)核——忠君報國。

他忠于的那個君是腐朽的清王朝，他報的那個國是面臨瓜分的中國，這兩者在當時本就是糾纏不清的同一個存在。

你用今天的標準非要把同一個人切成兩半，一半扔進地獄，一半捧上神壇，這不是評價歷史，這是肢解歷史。

更可笑的是，你拿著手術刀站在尸身前，以為自己在做科學研究，殊不知被肢解的那個人，在九泉之下根本不會領你的情。

因為他的一生是連續(xù)的、統(tǒng)一的，他的血與淚、功與罪，都生長在同一片土壤里，你非要連根拔起、洗刷干凈、分門別類地裝進玻璃瓶，這不是研究，這是鞭尸。

比如隋煬帝楊廣，他被罵了千年，最著名的標簽就是暴君，但如果按功過分開算的邏輯，他的功績簡直是天文數(shù)字：開鑿大運河，貫通南北，“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創(chuàng)立科舉制，打破門閥壟斷；建東都、修馳道、拓疆土……

每一項拿出來，都夠后世帝王吹一輩子。

可問題是，他的功和過是分不開的。

大運河是澤被千秋的偉業(yè)，可它的磚石上沾著多少民夫的骨血？“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唐人自己都看明白了，利與害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據(jù)記載，開鑿通濟渠時，丁夫死亡三分之二，甚至因為河深不夠，兩岸人丁被活埋堤下，叫生作開河夫，死為抱沙鬼。

這樣的功，你要怎么和過分開？

有人說，那我們就應該承認楊廣有功有過，功過分明。

可問題是，他的功恰恰建立在過之上。沒有那過的殘暴與壓榨，就沒有這功的宏偉與不朽。

你非要把它們分開，就像一個食客一邊吃著人肉宴，一邊夸廚師刀工好、擺盤美，卻要求把殺人這件事單獨拎出來譴責，你不覺得這種姿態(tài)虛偽得令人作嘔嗎？

更深的荒謬在于，所謂的功過分開，本質上是一種事后諸葛亮的傲慢。

我們站在歷史的終點線上，看著那些已經(jīng)死去的帝王將相，輕飄飄地說：你這里做對了，那里做錯了。

可我們忘了，他們不是在演算紙上做題，而是在激流中搏命。

很多歷史人物的功需要過作為手段，他的過又因功而被后世寬容。這二者從來就是一體兩面，硬要分開，無異于要求一個病人既要活著，又不要呼吸。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功過分開算的評價方式，正在成為當代人逃避深度思考的擋箭牌。

我們不想去理解那個時代的困境，不想去體會那些抉擇的艱難，我們只想快速得到一個結論：這個人及格還是不及格。

于是我們把歷史人物當成流水線上的產(chǎn)品，功放左邊，過放右邊，然后稱一稱重量，打個標簽入庫。

這種思維與其說是評價歷史，不如說是消費歷史。

孔子評價管仲，倒是給出了一個典范。

他一方面罵管仲器小哉，批評他生活奢靡、不知禮；另一方面卻盛贊他如其仁，如其仁，因為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避免了華夏被蠻族屠戮。

孔子沒有把管仲切成兩半，更沒有給他打分。

他既看到了管仲的道德瑕疵，也看到了他的歷史功勛，而且他知道，這兩者恰恰共同構成了那個真實的管仲。

沒有奢靡的管仲，可能就沒有能力匡扶天下的管仲；沒有不知禮的管仲，可能就沒有底氣尊王攘夷的管仲。

孔子沒有硬分功過，他只是如實看見了人的復雜。

我們今天的問題恰恰是看不見復雜了，我們活在非黑即白的網(wǎng)絡空間里，活在對立撕裂的輿論場中，連評價一個死人都要分出個忠奸善惡、功過是非。

我們用二分法肢解歷史，用標簽覆蓋真相，用所謂的客觀公正掩蓋自己的淺薄與懶惰。

歷史人物的功與過，從來就不是賬本上的兩欄數(shù)字，而是一團糾纏的血肉。

你非要分開，只會弄得滿手是血，還自以為干凈。

真正的歷史觀不是學會分豬肉，而是學會敬畏復雜，敬畏那些在特定時代里做出艱難抉擇的人，敬畏他們身上那些無法被切割、無法被命名的幽暗與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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