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一個成語，叫“不夫而孕”。這個成語本來是與一些神話傳說有關的，大概來自于母系氏族社會。

比如，傳說夏始祖禹之母修己，吞薏苡而生禹；商始祖契之母簡狄，吞玄鳥（燕）卵而生契；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踩天帝足跡“感應”受孕。蒲松齡《聊齋志異》的《蘇仙》里也有類似的故事。

但是后來，“不夫而孕”的意思發(fā)展出女性沒有結婚就懷孕的意思，即指女性與男人偷情之類的。這在今天屬于常見而且沒有道德約束的現(xiàn)象，但古代卻受到道德譴責，為人不齒。

從唯物主義的、科學的角度說，“不夫而孕”在古代那是不可能的，但現(xiàn)在科技進步，卻成為了可能。

根據(jù)《每日經(jīng)濟新聞》的報道，人口經(jīng)濟學家梁建章近日發(fā)布了《建議允許單身女性采用輔助生殖技術》一文，文章主旨就是題目所表達的，即建議允許單身女性采用輔助生殖技術。

這是什么意思呢？估計有人還搞不明白，先來解釋一下。

這里的所謂單身女性，是指決定一輩子不結婚的女性，而不是指離異后單身的女性。既然打算一輩子不結婚，從自然的角度說，那肯定沒法生育。

但是呢，據(jù)說社會上有一部分女性，雖然不想結婚，但是卻很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不與男性發(fā)生肌膚之親而生出自己的孩子，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但是現(xiàn)在有輔助生育技術，可以做到。

所謂輔助生育技術，通俗來說就是借助醫(yī)療手段來幫助懷孕、生育的技術。它主要解決的是夫妻因身體原因無法自然受孕的問題，是現(xiàn)代醫(yī)學的重要分支。此即常說的人工授精。

但是，如果女性想不結婚還生一個自己的孩子，當然也是可以利用這種技術的。請注意，這是純粹從技術角度說的。

梁建章為什么建議允許單身女性用輔助生殖技術呢？兩個原因。

第一，當然是為了解決人口下降的問題?，F(xiàn)在生育率下降幅度較大，已經(jīng)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二，官方于2003年發(fā)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guī)范》限制了單身女性對輔助生育技術的使用。該文件規(guī)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guī)和條例規(guī)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p>

梁建章指出：

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獨立撫養(yǎng)小孩的女性，不該受到制度上的歧視，她們也應當公平地獲得生育權和社會福利。這既是對于個體權利的尊重，更是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該說，梁建章的出發(fā)點是好的，但是我認為他至少忽略了一點，即社會倫理問題。而且他片面強調(diào)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也似乎是忽略了單身女性應該盡到的社會義務。這世界上，權利與義務從來都是對等的，不能只強調(diào)權利而不談義務。

梁建章至少應該認識到，現(xiàn)代科技之下的不夫而孕，出生的孩子沒有父親以及父親一脈的親屬、親情，這種孩子面臨的社會處境，與離異家庭的孩子、私生子等面臨的社會處境完全不同。

這種孩子，可以說完全屬于“另類”，無法預測這樣的孩子將會面臨怎樣的輿論環(huán)境從而發(fā)展出怎樣的心理，無法預測這會對孩子自身以及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此外，精子通常來自匿名捐贈者，而孩子成年后有權知道生父信息，這與捐贈者的隱私契約相沖突；同時，母親也面臨著“是否要告訴孩子身世”的道德抉擇，這極大地考驗了家庭溝通的倫理邊界。

在國際倫理學界有一個被稱為金標準的標準，即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為了避免“孩子是被制造出來的”這種被工具化的風險，倫理界強調(diào)必須為孩子提供優(yōu)越于或至少不劣于普通家庭的成長條件?？墒?，這種單身女性利用輔助生育技術生育，孩子的成長環(huán)境天然缺失父愛。

所以，梁建章建議之下的單身女性的生育，在現(xiàn)實中極具爭議。這種情況下出生孩子，是否會因缺乏父愛或因“與眾不同”的出身而遭受心理創(chuàng)傷或社會歧視？這對孩子很難說不是一種心靈傷害，不符合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所以，梁建章的建議，雖然尊重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了，但同時卻忽略了對兒童權益的保障。他至少應該想一想，如何保障這種“不夫而孕”的孩子心理健康。

梁建章只考慮了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卻沒有考慮單身女性的社會義務。

對于單身女性來說，固然有生育權，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但是，單身女性也應該考慮一下，自己利用輔助生育技術生育的孩子，會發(fā)展出怎樣的心理，還要考慮對社會將會產(chǎn)生何種影響，以及如何應對。保障孩子心靈健康，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這是單身女性應盡的社會義務。

此外，還應該討論一下，這種單身女性想“不夫而孕”，其動機真的是想做媽媽嗎？有沒有可能是為了延續(xù)自己的基因呢？若是為了延續(xù)基因而制造后代，是否將孩子視為自己的“附屬品”而非獨立的生命個體？我認為無法排除這種可能。

在此基礎上繼續(xù)深入討論，由于輔助生育技術價格比較高，如果只有高知、高收入女性有能力選擇這條路，會不會導致生育特權的階層固化？會不會引發(fā)“誰有資格生孩子”的社會倫理焦慮？如果在使用輔助生育技術時同時進行基因篩選，是否又會演變?yōu)榫⒅髁x的“定制寶寶”？

總之，梁建章的建議，可能需要先剝離愛國主義熱情，在冷靜、理性的思考中，著眼于兒童權益，著眼于長遠，深入分析，廣泛討論，以求達成社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