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聽官，您且聽好了。

說起中國近代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軍閥混戰(zhàn)，英雄豪杰輪番登場，可要論到國民黨里頭最能折騰、也最讓人說不清道不明的，那還得是蔣介石蔣先生。

可您知道嗎？

跟他在一個鍋里吃飯，又沒少被他下套的桂系頭頭李宗仁，最后給出了個啥評價？

“這人帶兵打仗、搞政治都不咋地，可要論使陰招、玩心眼，那是天下頭一份！”

這話一出來，真是把聽慣了官面文章的人驚得夠嗆。

您說，一個老搭檔，能把話說得這么不留情面，這背后肯定有故事，有大名堂。

要說李宗仁跟蔣先生這樁事，還得從1926年那會兒講起。

當時，全國上下都在盼著北伐，盼著能把那些個軍閥們收拾干凈，統(tǒng)一國家。

李宗仁，作為桂系部隊的領(lǐng)軍人物，那手里的兵馬可不是吃素的，自然也就成了香餑餑。

于是，他被請到了廣州，去跟剛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碰頭。

這第一次見面，可算給李宗仁打開了眼界，讓他瞧見了蔣先生的真面目。

會議室里，蔣先生打扮得那叫一個齊整，西裝革履，派頭十足。

說話時，那股子不容置疑的勁兒，隔著老遠都能感覺得到。

李宗仁細致入微地觀察到，蔣先生聽別人匯報的時候，常常心不在焉，可輪到他自己發(fā)言，那屋子里可就得鴉雀無聲，沒人敢插一句嘴。

這架勢，讓李宗仁心里咯噔一下，暗自留了個心眼。

后來，討論北伐的作戰(zhàn)方案，李宗仁根據(jù)自己多年的帶兵經(jīng)驗，提了好些個切合實際的建議，想著怎么才能把那些盤踞北方的軍閥們給各個擊破，打他個措手不及。

可蔣先生呢，嘴上說得好聽，連連點頭稱是，可到了真正布置任務(wù)的時候，卻基本上還是按他自己那一套來。

李宗仁心里就納悶了，這位總司令在帶兵打仗上，似乎沒啥特別高明的本事，反倒是在處理人際關(guān)系、玩弄政治手腕上，顯得老道得深不見底。

北伐的戰(zhàn)鼓一敲響，李宗宗仁帶著他的部隊一路南征北戰(zhàn)。

打到湖南那會兒，他們就像旋風一樣，把吳佩孚的先頭部隊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大勝利。

按理說，立了這么大的功勞，總司令怎么也得表揚幾句，給點甜頭吧？

可蔣先生呢，在公開場合只是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嘴，私底下卻把大部分的功勞都歸到了自己頭上。

李宗仁是個軍人，雖然心里頭不痛快，可也知道規(guī)矩，沒當面發(fā)作，只是把這些小細節(jié)，一樁樁一件件地記在了心里。

說到蔣先生的帶兵本事，武昌戰(zhàn)役那段就不得不提。

那是1926年的秋天，國民革命軍的部隊已經(jīng)開到了武昌城底下。

攻城這種事，按軍事常識來說，肯定得先派人把城防搞清楚，哪個地方薄弱，哪個地方堅固，心里得有個數(shù)，然后才能定下攻城的具體辦法。

戰(zhàn)前的軍事會議上，李宗仁就提出了一套詳細的打法，什么迂回包抄啊，分化敵人啊，專挑敵人薄弱的地方下手啊。

可讓人想不到的是，蔣先生聽完這些匯報，就簡單地甩了兩個字——“強攻！”

那些軍事參謀們再追問具體的戰(zhàn)術(shù)安排，他倒好，只會一遍遍地問：“怎么辦？

到底怎么辦？”

這種話說不清道不明，又拿不出具體辦法的樣子，讓在場的軍官們都面面相覷，搞得最后具體的作戰(zhàn)計劃，還得靠下面的軍官們自己琢磨、自己商量。

整個武昌戰(zhàn)役打下來，蔣先生很少跑到前線去指揮，大多數(shù)時間都窩在后方，發(fā)幾封電報就算完事。

等到戰(zhàn)事吃緊，或者情況不妙的時候，他就會顯得特別焦躁，根本看不出一個統(tǒng)帥該有的沉著和冷靜。

雖說武昌城最后還是拿下來了，可這勝利啊，更多的不是靠蔣先生的英明指揮，而是前線那些將領(lǐng)們隨機應(yīng)變，和士兵們拿命拼出來的。

這仗打完，李宗仁在他日記里就寫了一句：“蔣先生好像對打仗的事兒真沒啥深厚的理解，他下的命令，大多是簡簡單單的，根本不考慮戰(zhàn)場上那些個復雜變化?！?/p>

這句話，后來就成了他評價蔣先生帶兵不行的一個重要佐證。

北伐仗打得差不多了，革命陣營里頭那些個矛盾，也就一個個地冒出來了。

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那些老前輩們，互相之間為了爭權(quán)，那叫一個你死我活。

那時候，李宗仁手里頭握著重兵，自然成了各方都想拉攏的對象。

蔣介石心里頭門兒清，知道李宗仁在部隊里說話管用，號召力也大。

所以他就耍了一套組合拳，明著暗著地，想把李宗仁和他的鐵哥們白崇禧給分化開來。

他一面當著李宗仁的面，把他夸得天花亂墜，又許諾高官厚祿；另一面又偷偷摸摸地，在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間挑撥離間，甚至放出話來，說白崇禧對李宗仁心懷不滿。

1927年年初，蔣介石把李宗仁單獨請了過去。

席間，他裝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樣子，說黨內(nèi)有人嫉妒李宗仁的功勞，為他感到“擔憂”，還暗示說，要是李宗仁能跟他站在一起，那以后前途肯定不可限量。

李宗仁表面上應(yīng)付著，可心里頭早就豎起了高墻，警惕著呢。

沒過多久，更讓人吃驚的事兒來了。

李宗仁發(fā)現(xiàn)，蔣介石竟然用差不多的說辭，也單獨找了白崇禧談話，也是想挑撥他們倆的關(guān)系。

更讓人心里發(fā)涼的是，蔣介石在跟汪精衛(wèi)那一伙人談話的時候，又能毫不猶豫地擺出一副完全不同的立場。

這種玩弄權(quán)術(shù)，制造矛盾，巧妙地挑撥離間的手法，讓李宗仁算是徹底領(lǐng)教了蔣先生在政治上的老辣和陰險。

事實也證明了，蔣先生在搞政治斗爭上，那本事可比帶兵打仗高明多了。

他最擅長的，就是制造各種矛盾，把潛在的對手分化瓦解掉；他精通怎么控制消息的流通，還能織起一張復雜的人事關(guān)系網(wǎng)。

這些招數(shù)，雖然在短時間內(nèi)幫他穩(wěn)固了權(quán)力，可也把猜疑和不信任的種子，撒在了革命隊伍的內(nèi)部，長遠來看，是大大削弱了整個隊伍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和蔣先生接觸得越多，李宗仁對他的評價也就越發(fā)明確，越發(fā)尖銳。

他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蔣介石最大的能耐，既不是什么出色的軍事才華，也不是什么深遠的政治抱負，而是在于他能準確地抓住人性的弱點，然后加以利用。

蔣先生看人，那可真叫一個準。

他能一眼看穿每個人的欲望和恐懼，然后根據(jù)這些，來給人施壓，或者拋出甜頭。

遇到貪心的人，他就大方許諾；遇到膽小的人，他就威脅恐嚇；遇到重義氣的人，他就跟你講交情；遇到愛面子的人，他就給你個虛名。

這種對人性的精準拿捏和巧妙利用，正是李宗仁嘴里“詐術(shù)天下第一”的精髓所在。

《李宗仁回憶錄》里頭，就詳細記載了好些個蔣先生用“詐術(shù)”的例子。

最典型的，就是“四一二”政變前那段日子：蔣先生一面高舉著合作的大旗，跟共產(chǎn)黨人表現(xiàn)得親近無比；另一面卻在背地里秘密調(diào)兵，暗中策劃著清黨行動。

他對各路軍閥說得好聽，要和平共處，可實際上卻在偷偷地實施各個擊破的策略。

這種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玩法，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屢試不爽。

李宗仁就說了：“蔣先生這個人，待人接物表面上客客氣氣，實際上心機深得很。

他從來不會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全盤托出，總是留著一手，好讓自己隨時能變卦。

這種做派，或許能在短時間內(nèi)占到便宜，可時間一長，誰還會真心實意地跟著他呢？”

就連美國的歷史學家布賴恩·克羅澤，在研究蔣先生的時候，也跟李宗仁的看法不謀而合。

克羅澤指出，蔣先生在軍事上之所以老吃虧，多半是因為他過于自信，又不太注重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而他能在政治上成功，那主要靠的就是精妙的權(quán)謀，和對對手心理的準確把握。

李宗仁晚年回想起這段歷史，感慨萬千。

他覺得，蔣先生一輩子靠著玩心眼上位，又靠著這些心眼維持統(tǒng)治，可最終也是因為這些心眼，弄得民心盡失。

他或許得到了暫時的權(quán)力，卻輸?shù)袅藲v史的評說。

說到底，李宗仁那句對蔣先生的評價，既揭示了一個歷史人物的里里外外，也道出了權(quán)術(shù)政治的本質(zhì)。

蔣先生的這段經(jīng)歷，真真切切地告訴我們，那些彎彎繞繞的手段，或許能讓人一時得意，甚至能坐穩(wěn)位子，可想要干出一番大事業(yè)，光靠這些，那是遠遠不夠的。

歷史這面鏡子，照出來的往往是真相，民心向背，才是最終說了算的那桿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