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AI復原圖

01

其實是需要避諱的，早在三百年前，清朝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的時候，負責編書的大臣們就指出，明初官員的文集里有將“元”國號改寫為“原”的情況：

劉彥昺集九卷，明劉炳撰，炳字彥昺，以字行，鄱陽人。洪武初，獻書言事，授中書典籖，出為大都督府掌記。除東阿知縣，閱兩考，引疾歸……所著詩文本名《春雨軒集》，乃其門人劉子升所編。楊維楨嘗為評定，其評亦附載集中。維楨及危素、宋濓皆為作序……舊本書‘元’國號皆作‘原’字，蓋以明初刊板之時，猶未奉二名不偏諱之詔，故以原代元，而傳寫者仍之歟。事隔前朝，理無避忌，今悉改正從本文焉。

劉彥昺就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文人。

危素、宋濂還都給他的這部文集寫過序。

鑒于危素1372年就死了，距離1368年明朝開國只有四年。

所以劉彥昺的文集將“元”朝寫作“原”朝，可以說就是明初的實況。

因為避諱這件事，具體標準是什么（每個字都得避，還是只避連用的情況），得當朝皇帝明令發(fā)話。

朱元璋不表態(tài)開恩，“元”“璋”這兩個字，請問你敢厚此薄彼嗎？

02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此時明朝的藩屬國，也出現(xiàn)了將“元”朝改稱為“原”朝的習慣。

我們在《高麗史》和《朝鮮王朝實錄》中都可以找到痕跡。

比如1391年，《高麗史》中就有一條：

己卯，避帝諱，禁用元字，代以原。

明確的不能再明確了吧？

就是為了避朱元璋的名諱，所以連朝鮮半島都禁用“元”字了。

這時候高麗的大權(quán)已經(jīng)落到李成桂手上，隔年他就取代了高麗恭讓王，建立了朝鮮王朝。

等于這個命令就是李成桂發(fā)的，故而朝鮮初期也遵循了這一禁令。

像《朝鮮王朝實錄》收錄了1394年，由李成桂親撰，并上呈給朱元璋的一道奏本。

這道奏本中有一段，是李成桂向朱元璋介紹自己歷代祖宗們的身份官職。

等講到元朝部分的時候，“元”字通通被李成桂寫作“原”：

念臣先世，本朝鮮遺種，至臣二十二代祖翰，仕新羅為司空。及新羅亡，翰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兢休十三代孫安社仕于前原，是臣高祖，自后不受高麗官爵。及原季兵興，臣父子春，率臣等避地東來。

所以，當時真實的情況就是，嚴肅場合下確實需要將“元朝”寫作“原朝”。

而且這個禁令一直持續(xù)到朱元璋晚年。

03

另一個鐵證，大家去查史料的話，明初功臣中不少人都改過名。

比如靖海侯吳禎，原名吳國寶、江陰侯吳良，原名吳國興、豫章侯胡美，原名胡廷瑞。

原因就是為了避朱元璋的字“國瑞”。

從來“名”比“字”更尊貴，朱元璋身邊的人既然字都要避，名難道還能不避？

事實上，錢謙益參考了大量明初珍稀史料所寫的《國初群雄事略》里，提及開國功臣李善長他的本名為“李士元”。

他改名善長無非也是為了朱元璋。

《朝鮮王朝實錄》中，避諱“元”字寫作“原”的實例

04

也有人說朱元璋時期的碑刻，以及地方志中存在的“元”字，來試圖證明避諱“元”字一事在明初不存在。

這件事反而表現(xiàn)了，他沒有理解制度史的本質(zhì)。

真要拿碑刻和地方志說事，任何一個讀者朋友，都能找出一堆反例。因為洪武年間將“元”朝稱為“原”的碑刻，現(xiàn)在遺留下來的也不少。

但這種羅列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洪武十年，《重修離相寺記》，“逮有原（元）之劫年”

洪武十一年，《重修九天圣母正殿記》，落款是“前原（元）義兵萬戶”

我這么說原因很簡單。

第一，避諱制度，它本身在不同場合的松緊度就不同，對不同人群的要求也不一樣。

看《大明律》的懲罰等級你就知道了，百姓起名犯御諱需要杖一百，奏事犯御諱則輕一等，杖八十。

再說的通俗一點，你給朱元璋看的奏本，難道會跟地方上立的碑、修的書，對嚴謹度的要求一樣嗎？

拿幾種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東西，妄圖概括出一個通用的說法，本身就證明不專業(yè)。

第二，古代王朝執(zhí)法的力度是相當有限的，不同人群的文化層面也天差地別。

你總不可能要求武官和文官們一個水平，更不能要求各個地方的官員都是飽學之士。

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的文字獄都怎么搞出來的，無非就是因為能記得那么多禁令的人太少，總能讓他雞蛋里挑出骨頭。

其實，朱元璋時期做過很多禮儀用詞上的調(diào)整。比如禁“三呼萬歲”。禁用“張?zhí)鞄煛?，改稱“張真人”。

禁止書信寫“頓首”、“百拜”，改寫“端肅奉書”“奉復”。

但是，每一樣的執(zhí)行力度都不咋地，想找的話都能找到繼續(xù)使用舊說法的案例。

然而，因為執(zhí)行力不行，你就能說明初不存在這些禁令嗎？

不管中國還是朝鮮的史料，都可以證明避諱“元”字在明初是存在的。

至于其執(zhí)行力如何，在哪些群體中執(zhí)行的更嚴格，則是在此大前提下需要深入探討的子問題。

05

奏本里“元”朝又可以放心大膽地正常寫，不必再用“原”字替代。起碼要等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頒《大明律》：

凡上書，若奏事誤犯御名及廟諱者，杖八十。余文書誤犯者，笞。若為名字觸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

換句話說，大明這時候終于以法典的形式?jīng)Q定了，以后你上書只要不連著寫“元璋”兩個字，單用“元”或者“璋”，都沒罪。

但這時候離朱元璋駕崩，只剩下一年而已了。

因此，去朱元璋死了之后才修的《明太祖實錄》里，能找到當然都是正常用的“元”字。

拿這個作為明初不存在“元”字避諱的證據(jù)，不能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建國之后，朱元璋時代修訂過四次《大明律》。

分別在洪武六年（1373年）、九年（1376年）、二十二年（1390年）、三十年（1397年）。

而高麗那邊目前留下的最早要求立法參考《大明律》的記錄，出現(xiàn)在洪武二十一年：

今《大明律》考之《議刑易覽》，斟酌古今，尤頗詳盡，況時王之制，尤當仿行。

也就是說，在此之前，《大明律》已經(jīng)傳入高麗。

這個版本要么是洪武六年（1373年）頒行天下的那版，要么是洪武九年（1376年）二次修訂的那版。

但正如上文舉的例子，高麗到了1391年，還傳令，為了避朱元璋的名諱，“元”這個常用字以后要用“原”字代替。

這可能意味著，洪武六年版或洪武九年版的《大明律》，都沒有明文規(guī)定“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

所以，既然國法沒有放寬，常用的“元”和不常用的“璋”一起避，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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